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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定仙先生1912年出身于湖北省武汉市一个 [[ 进步知识分子家庭 ]] ， [[ 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 ]] ，他幼年深受大革命影响。1928年赴 [[ 上海艺大音乐系、上海美专音乐系 ]] 学习。1930年考入上海音专，随黄自先生系统学习理论作曲，并随俄籍教授学习钢琴，在作曲与钢琴演奏两个专业都有很深造诣。学习期间创作了许多歌曲，并参加多种演出活动。其钢琴曲《 [[ 摇篮曲 ]] 》曾获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曲创作 [[ 二等奖 ]] 。

1936年，他创作了歌曲《 [[ 岁月悠悠 ]] 》（1993年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为影片《 [[ 生死同心 ]] 》创作了主题歌《新中华进行曲》，并为一些话剧配乐。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定仙创作了《打杀汉奸》、《抗战到底》、《为了祖国的缘故》、《碧血》、《国殇》等激励抗战热情的爱国歌曲，以及《呦呦鹿鸣》（合唱）、《浪》、《树》、《小马》等作品。他支持学生研究、编配、演唱民歌，并亲自动手编配了脍炙人口的《 [[ 康定情歌 ]] 》。

1949年，江定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1950年，他所在的国立音乐院并入新成立的中央音乐院，他被聘为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至1984年，被任命为 [[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 。他历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一至四届全国文艺家代表大会，任文联委员，并担任一至四届音协理事、常务理事，多次出国，代表中国音乐界出任波兰世界青年联欢节评委，出席匈牙利巴托克、李斯特纪念会、亚洲作曲家大会等。

40年代后，他为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所写的伴奏，以及建国后所作的独唱曲《民歌九首》、钢琴曲《恩情》、《 [[ 十送红军主题变奏曲 ]] 》等，在音乐的民族风格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他的大型作品有交响诗《烟波江上》（又名《武汉随想曲》，1958）、电影音乐《 [[ 早春二月 ]] 》（1965）、与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的电影片配乐《没有下完的一盘棋》（1982）等。其作品手法洗练，风格质朴、严谨。

江定仙先生广泛接触并研究民间音乐，编配出版了钢琴伴奏的《民歌九首》，创作了《 [[ 十送红军 ]] 》钢琴变奏曲、交响诗《烟波江上》，精心为影片《早春二月》创作音乐，与日本作曲家林光共同为中日合拍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创作音乐，晚年还创作了题名为《沧桑》的三乐章交响曲。

1912年11月10日生于湖北汉口。1920～1927年在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及武汉中学读书。1928～1930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1930年后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黄自学习理论作曲，同时从吕维钿及查哈罗夫学钢琴。1934年秋，任陕西省教育厅音乐编辑。1936年夏返沪，在上海业余实验剧团附设的实验乐团从事指挥、作曲和钢琴演奏。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 [[ 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 ]] 、湖北教育学院理论作曲与 [[ 钢琴教授 ]] 等职。1940年起，担任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职期间曾热情支持进步音乐社团“山歌社”开展研究民歌和民族音乐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兼作曲系主任，1961～1983年兼该院副院长。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

作品有钢琴曲《摇篮曲》、交响诗《烟波江上》、交响曲《沧桑》、电影音乐《早春二月》等。有《 [[ 江定仙歌曲选集 ]] 》。

 幼年经历 1912年11月10日，我出生于湖北省汉口市郊区口 [[ File: 江 家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是同学和挚友。由于家庭以及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我幼年时就在心底埋下了同情革命的种子。我小时在武昌高师附小、附中和武汉中学读书。受音乐老师启蒙，很早就喜欢音乐，尤其爱吹笛子、弹风琴。1928年我到上海正式学习音乐。先在上海艺大音乐系，半年后转入上海美专音乐系。1930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专，随黄自学习理论曲，随吕维钿、查哈罗夫学习钢琴，直到1934年。6 定仙3.jpg|缩略图|右|250px|[http://img5.imgtn.bdimg.com/it/u=3049107435,2870807874&fm=26&gp=0.jpg 年的学习，特别是最后4年，使我在音乐理论、作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正确的基础。原圖鏈接]]]

回想我学钢琴先后经历的六位老师，当然是以上海音专的吕维钿、查哈罗夫二位时间最长（ 各二年），得益最多。另外两位时间虽短，但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未忘：一位是美专的 [[ 冷韵琴 ]] ，她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意大利钢琴家帕器的学生。是她首先教我弹巴赫的作品；另一位叫乌尔曼，他是德国犹太人。我私人跟他学琴，他首先教我弹肖邦的音乐。进上海音专以后，先在吕维钿班，她很重视基本功，弹过多种练习曲。乌尔曼是德国学派，而吕维钿是俄罗斯学派，所以在她那里上课在方法上首先要经过一段调整的过程，虽然我在乌尔曼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吕维钿除了要求基本功外，更重要的是她给我们弹德彪西的音乐，这使当时的我从古典派、浪漫派的音乐学习步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印象派音乐的学习。

两年以后，我请求换到 [[ 查哈罗夫 ]] 班上继续深造，得到了教务主任黄自和查老头以及原教师的同意。这种经过一定的手续并征得双方教师的认可，根据学生的条件和愿望改换老师的办法是很可取的，我感到很满意。查老头原是列宁格勒音乐院的教授，是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钢琴家。在他班上学习时除弹古典（广义的）名作以外，还弹过一些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作品。我记得当我学肖邦的玛祖卡时，他纠正了我的错误，他说这种波兰民间风格的舞曲重拍不在第一拍，而在后两拍。他站起来用脚踢?着示范给我看，这真使我终生受益。查哈罗夫的钢琴伴奏也弹得很好，我是学作曲主科的。他看我对音乐的理解比较深刻，视谱也快，曾指导、培养我弹伴奏（其实是合奏），扩大了我的音乐视野，熟悉了乐器的性能。在他的指导下，我和张贞黻合奏过大提琴独奏曲，和戴粹伦合奏过小提琴协奏曲。这位老师外表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内心还是不错的。1987年音专60周年校庆时，他的学生丁善德、巫一舟与我在他住过的公寓楼外弄堂口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留念。

1933年，商务印书馆约请黄自领头编一部《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1935年出版）。其中包括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和歌曲创作四大部分，共六册，是一部对中学生进行全面基本音乐教育的理想的、有水平的好教材。在黄师的指导下，我们几个同学参加了这个工作，主要是创作歌曲。这本教科书选用了我的 [[ 《挂挂红灯》（刘大白诗）、《棉花》（古诗）、《前途》（廖辅叔诗）、《春光好》（刘雪庵诗）、《何处望神州》（辛弃疾词） ]] 等歌曲。这对当时我这个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舞。黄自有计划、有选择、严肃认真地进行的这项工作，是带领我们这些学生进入社会的起步。

抗战开始，上海人民情绪高昂，同时对破坏抗战的汉奸则痛恨之至。我用胡然作词的《打杀汉奸》（刊《音乐教育》5卷8期）、《焦土抗战》（刊《战歌》1卷2期）两首词写了两首群众歌曲，开始时在上海流传，后逐渐传入内地（其中《焦土抗战》一曲自长沙大火以后，歌名改为《抗战到底》）。我还用田间的长诗《为了祖国的缘故》写了一首合唱曲（刊《乐风》创刊号，1940年1月）。后来上海呆不住了，我便辗转到内地--汉口、重庆。直到1939年后，我在重庆的生活才初步得到稳定--在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当编辑。同时在那里工作的还有杨仲子、李抱忱、应尚能、陈田鹤、缪天瑞等人。在音教会期间，我写了《 [[ 国殇 ]] 》、《 [[ 碧血 ]] 》（刊《乐风》3卷1期，1943年1月）和合唱曲《 [[ 呦呦鹿鸣 ]] 》（刊《乐风》第17期，1944年 4月）。《国殇》由卢前作词，是一首悲壮的独唱曲（刊《青年音乐》1卷4期，1942年6月）。教育部在音教会的基础上1940年筹办了国立音乐院，院址设在重庆市西北100华里外的青木关。校长因在国外未到任，由顾毓代理。实际上学校的工作统由秘书胡彦久负责。

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在近大半年内几度迁移，青木关--重庆--常州，直到南京古林寺新校舍建成才开学上课。在南京，作曲组添了两位生力军--丁善德与弗兰克尔。弗兰克 尔是法国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流落在上海，是一位有修养的音乐家。他们每星期从上海来一次，指导个别同学的毕业作品。我们合作得很好。这期间伍正廉开独唱音乐会，邀我弹伴奏。会上唱了我改编的康定情歌《 [[ 跑马溜溜的山上 ]] 》，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1961～1983年我曾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1965年应北影厂汪洋同志约请， 写了影片《 [[ 早春二月 ]] 》的全部音乐。我是重温了柔石的小说《二月》，仔细研究了导演给我的电影脚本，估计了自己的条件才决定答应的。故事描述的是在20年代末，一位青年教师从徘徊走向革命的故事。电影的戏剧性虽然不那么强烈，但仍不失为一部好戏。我对音乐从头到尾都作了精心地布局。对人物内心活动，景物的描绘也作了适当地安排。音乐结构同电影情节的发展密切配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电影中萧涧秋的钢琴是朱工一弹的，陶岚的一段是周广仁弹的，乐队是韩中杰指挥的中央乐团小乐队。正是这些第一流演奏家的全力帮助，才使得这部电影的音乐更加出色。

1982年11月我年满70岁，是我担任教学工作50周年（我自1932年在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半工半读教钢琴起，一直没有中断教学，直到1982年）。作曲系同事们在音乐院大礼堂为我组织了纪念音乐会，演奏了我的独唱曲、合唱曲、钢琴曲和交响诗《烟波江上》等。 80年代我写了一部题名《 [[ 沧桑 ]] 》的三乐章交响曲。还写了一首独唱曲《 [[ 大庆之歌 ]] 》和一首通俗的合唱曲《 [[ 纪念周总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