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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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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现在回看起来，您觉得您的父亲和母亲，各自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陈嘉映'''：我们家特正常，反正我不觉得有什么少年创伤记忆，算中上等的家庭，就你说的普通干部吧，知识分子干部。你要说有点什么（影响）， [[ 我父亲就是有点谦谦君子，换句话说就是特别道德。 ]] 当时我们家有许多海外亲戚，因为我爸后来婚姻、政治道路的选择，这些出国的亲戚就跟他登报断绝关系了。我们家以前是个比较大的家庭。但到了困难时期，海外的资本主义宣传把中国宣传得非常苦难，跟实际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还是可怜国内的小弟弟，寄东西回来，猪油、糖……那时候我也就十岁吧，我哥哥十三四岁，爸爸就召开家庭会议，他的想法是退回去，因为我爸爸是共产党，但我妈妈的意见是接下来，因为我们饿得要命，而且小孩营养不良。我们兄弟三个需要表态，商量完就一致支持我爸。
'''许知远：这么有觉悟？'''
'''许知远：什么时候对这种道德产生怀疑？'''
'''陈嘉映'''：倒是没有对道德产生怀疑，但后来相当晚了，可能到二十好几， [[ 逐渐觉得道德也不是唯一的东西，觉得喜欢听音乐，能高兴，能任性也挺重要。 ]] 虽然我已经来不及改造我自己了，但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身上来自我妈妈的东西其实也非常多。小时候以为那些优点主要来自我爸爸，后来长大了，觉得那种对生活本身的热情是来自妈妈。
'''许知远：有大串联吗？'''
'''陈嘉映'''：对啊，小事别操心呗。当然庄子那个境界咱们达不到，但至少能往那儿走一步，别的不说，就是小事都别太在意。
'''许知远：1968年去内蒙古插队，那个读书的圈子是很快形成的吗？''' '''陈嘉映'''：很快，这也是偶然的。 [[ 正好我们青年点有好几个都是所谓高知子弟，另外一个青年点也是世家子弟，都读过点书，箱子里也有点书，所以很快就形成了圈子。]]
'''许知远：您插队带过去的是什么书？'''
'''许知远'''：70年代初也有很多不同的读书小组，可能分布在内蒙古、在云南、在白洋淀，您后来有个定义，说这是最后一代有共同文本背景的一代人，您大概是讲过这么一句话吧？
'''陈嘉映'''：对，我是这个意思。 [[ 以前有一些书，咱们叫作经典，其实就是必读书，任何一个读书人，你不能想象他没有读过 ]] 。可能在他阅读的清单上，这些书就占了90%。不管是你什么观点，什么爱好，比如宋朝这些理学家，不管你是哪派哪流，你们读过的书要开个清单，肯定90%是重合的。在今天正好相反，你要是拉出十个读过点书的年轻人，坐在那儿开清单，可能也就10%是重合的。前一种情况叫做有共同文本。我觉得我们是有共同文本的最后一代人，大家读的书都差不多，也许不到90%，但80%是重合的。
'''许知远：您书里提到一段特别浪漫的时候：70年代初回到北京在家里聚会，不同的人进进出出。有人在听贝多芬，有人在争辩中国的未来。您现在回忆起青春时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应该是很罕见的。'''
'''许知远：初读康德是什么感觉？'''
'''陈嘉映'''：我记得我跟我哥嘉曜那时候都是夜里读书。两边两套单人床，中间一个大书桌，他在他的单人床上读他的书，我在我的单人床上，规定好一个小时不能说话，因为一读可能就很激动。我记得我们读康德的时候，我在读《纯粹理性批判》，他在读《实践理性批判》。关心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他有个二律背反，讲一方面世界是被决定的，一方面人是有自由的，总而言之，他当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有一种极大的解放感。 [[ 人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地创造新世界，人可以超出任何束缚，哪怕你生活在中世纪最黑暗处 ]] ， [[ 理性的光芒照样可以逐渐照亮你的生活，再照亮周边的生活，通过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们，最后会普照一切。]]
'''许知远'''：对当时的少年来讲，那真是很大的精神解脱，一种鼓励。
'''陈嘉映'''：这个是1972年，机缘凑巧。1971之前所有的商店都涂成红色的，西单卖鞋的、卖手表的、卖书的、卖吃食的全是红底黄字，就是毛主席语录。到1972年的时候，就开始有门面了，卖鞋可能写上“鞋”，吃食不会再弄成红颜色。从当时的社会说，简直就向正常社会恢复了。书店开门了，书店的后院开始卖书，我那时那么穷，不知道从哪儿偷来的钱，买了好多书 。1972 。[[1972 年的春天，对于我个人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小群人来说，就是一次春天 ]] 。正好在读康德，正好理性的烛光开始闪亮，这个世界也好像回暖，开始在那种深重的精神苦难中看到希望，而且来得汹涌澎湃。
'''
许知远：什么时候练习拳击的？'''
'''陈嘉映'''：像莎士比亚说的，Every dog has its day（每个人都会有他一生中比较高位的地方）。有的人是中学的时候特优秀，后来看也一般。有的人是在三四十岁创业的时候特优秀，总而言之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团队，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最优秀的，到哪儿都显得比人高明一点。你像北大、清华囊中探物，大概属于这种。这个还是次要的，当时说起政治和其他，我们先知先觉得不得了，几乎从来都是我们影响别人，别人还在谈什么辩证法，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总而言之显得比别人明慧很多。客观上就是这样，而且主观上特牛哄哄，所以觉得在北大挺丧气的。想想是积累了十年的精英，一到北大风云际会，结果一看就那么回事。
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叫 [[ 邵立新 ]] ， [[ 我现在不知道他下落 ]] 。我们是在一个书店里认识的，那是个内部书店，卖旧书的那种地方。我忘了谁跟谁先打的招呼，就属于心心相印。一看你在翻那几本书，什么杜威之类，一下就对上暗号，三言两语就交成朋友。交成朋友不久就开始高考，一要高考大家都要补点功课。他需要补的特别多，比如他外语就不太行，几乎不会。他就把英语的变位、短语什么的全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房顶上，睡觉的时候也背。结果以顶分考进了人民大学。过了大概几个月，他到北大找我玩。有我，邵立新，有陈嘉曜。我们三个人在北大图书馆前面草坪上，天还特好，三个人闲聊。
我们都自以为不错，嘉曜尤其觉得自己了不起。邵立新就说，大致的意思就是我们比别人看着强一大块，其实就强很少一点。因为大家都不学，我们早学了一步，一下就从零到一，显得我们比人家强那么多。他说，现在大学一开门，大家一个个智力那么好，那么好学，那么有抱负。他说，咱们那点领先别人的东西，人家几个月人就上来了。他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但也有点针对嘉曜。我觉得他不幸言中。
'''许知远'''：初读海德格尔是什么感受？
'''陈嘉映'''：海德格尔我已经零零星星读过一点，等 [[ 我大规模读和翻译《存在与时间》 ]] ，对海德格尔已经有点了解，感觉非常震撼。它一个是直入那些哲学运动的最深处，一个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非常强有力。我自己脑子里的西方哲学主要还是传统的西方哲学，觉得它的批判力、瓦解力非常震撼。
'''许知远'''：是熊伟上过海德格尔的课吗？他讲过他印象中的海德格尔什么样子？
'''陈嘉映'''：可惜熊伟不在世了。这些轶事他讲我也听，但过后我不太能够复述。比如说他说有一次海德格尔的一个讲座，某一节是海德格尔在那儿讲，大家坐底下听。快到下课了，话题也正好引到那儿，海德格尔就停下来，对着听众说：“但是问题在于Was ist der mensch？”大概意思是说：根本的问题在于人究竟是什么呢？合上本就走了。教室里头鸦雀无声，听众整个给灌了一节课的迷魂汤似的，正不知所以，突然扔下这么一问题，老师走了。然后大家开始缓过神，一个个闷头无语地走出教室。
'''许知远''' ：80 ：'''80 年代国内这么强的文化热，您基本都在美国，远远地看是什么感觉？如果您在中国，卷到这样一个文化热里面，会是什么状况？'''
'''陈嘉映'''：我个人对这一类的事情不怎么敏感。我个人是特别消极的，随遇而安，不怎么积极选择。我老说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也有一些有点后悔的事，但不特别重。我可以重头说起，也算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我出国就挺消极的。80年代初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想出国。我也想出国，但我没有去办。是熊伟去开一个国际会议， [[ 认识了我后来的导师，他是个大学者，深爱海德格尔 ]] 。他一听说中国有一个年轻人翻译《存在与时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大新闻。他说这个年轻人愿不愿意来，如果来的话，我来带他。这在当时的气氛下是个特好的机会，所以熊伟回来就跟我说了这事。我当然愿意去，挺消极的吧，随遇而安地就去了。
去了就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稍微的有点了解之后，我那些同学就说，像你这种身份，应该去哈佛，宾大不是特别能容下你。这些美国的同学里有哈佛的同学，都建议我应该到哈佛，宾大治学水准不是特别够。我也有点想转到哈佛去，但感觉不够强烈，也没有谁帮我把事办好了，也就没去。
'''陈嘉映'''：我当时回北京，不像当时大多数人文学者那么悲观，说中国的人文从此就算完了。才过两三年，已经没有年轻人再对文化感兴趣，都是先富起来，一夜之间人文学者的地位一落千丈。好的人文学者不是跑了、下海了，留在学校的，也不被重视了。总而言之，一时是凄凉之雾，遍被士林。我的感受倒没那么重，因为毕竟是在外头看的。
3
[[一定要有求真心]]
''''许知远'：比如您的学生刚入学不久，问陈老师，到底什么是哲学，您怎么回答？''' '''陈嘉映'''： [[ 有好多好多种回答，我挑一种吧，这种回法我已经溜达成套路了。以说理的方式达乎道吧。]] ''' 许知远：那“道”又怎么解释？'''
'''陈嘉映'''： [[ 一个丰满的或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吧。这个精神世界不是指个人的灵魂生活，而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客体相通的一种状态 ]] ，大概可以这么说。
'''
许知远：存不存在某种核心的东西，你最希望学生拥有、最渴望传达给他们的？'''
'''陈嘉映'''：那我会说是求真吧。在好多事情上，他一定要有求真心。比如今天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菜市场的价钱是多少，油价是多少，到北京要走几个小时，大概所有这些事情上人一定是要求真的，否则寸步难行。但人在有些事情上是不求真的，用我的话说就是天边海外的事不求真，比如说夏商周三代，断代断在哪儿了，不求真，无所谓的。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都讲境界高低，不讲真。如果还讲哲学或者希腊思想，希腊人的思想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它对遥远的事情求真。最好的例子就是自然科学。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关于天的种种理论，只有希腊人会去算地球有多大，地球离月球有多远。算不出来的话，他就想方设法地去算，实际上他算的结果相当准确。
但这个例子好，是因为它能算，那精神世界大多东西不能算，但希腊思想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的。 [[ 什么是真的生活，真的人格？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意志？真正良好的政治是什么样的？ ]] 虽然这些事情不像月球的距离那样，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但希腊人用这样的精神去对待这类事情。他认为这里头有对错，而不只是有高低。这样的思想态度，我觉得是希腊式的。后来有了自然科学，显然跟希腊的这种思想相关，所以别的不受希腊影响的民族不会有科学，不管他多聪明。这是希腊人精神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中国人对这东西还很陌生，中国人倾向于很快就走到境界的高低。
'''
许知远'''：中国历史老给我们一个印象，所有追求真理生活的人，都过得很不好，或者很悲惨。
'''陈嘉映'''：我刚才把事情说得稍微简单了一点，也绝对化了一点。但另外一个意义，其实也是我的 [[ 《何谓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 ”。用中国话说就是：活个明白。活个明白当然是说他是有真性追求的。活个明白这一条，在中国的生活形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维度。那么我们就尝试用中国的这个活得明白的理解，去和西方的真理追求来对话看。我大概说不好，但强为之说吧，有一条就是这种真理追求不只是活得明白，可能最高的真理追求会是活得明白，但它也包括比如说衡量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而中国的活得明白大概就把那个排除出去了，希腊人的活得明白是更宽阔的，乃至于到了中世纪会跟信仰中的明白等等连在一起。可能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多多少少得看看中国这两千多年以来的整个生活形态和西方的、希腊的、中世纪的生活形态，总的来说西方那个求真的幅面要更宽。一个希腊哲人想活得明白，他会去关心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中国一个要活得明白的人，觉得那不相干。 ''' 许知远：您写了《何谓良好生活》，伦理生活的重建，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呢？'''
'''陈嘉映'''：读书人在那里讲伦理生活重建，我几乎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觉得要是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有重建的那天，肯定是因为历史变了。比如说因为我们富了十代了，或者因为我们跟外国打仗打败了，或是新的技术发展了，家庭全都没有了，大家都在网络中性交了。总而言之，这都跟你鼓吹什么不鼓吹什么，几乎是没关系的。就说咱们哥儿几个开会，咱们要重建伦理，当然这些人的意愿我会说挺棒的，居然会这么想，但对结果我不会有任何期盼。这不是太明显了吗？从古到今，孔子这样的大德，他重建过谁的伦理生活呢？他只重建过这种东西：他把他的想法、道理用某种方式传下来，社会滚滚向前，但是这本书就在那儿，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可以有人从中受到启发。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他力所能及的社群，都可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然后他用他对当时处境的理解，去重建。
但很多人说过这话，有音乐跟没有音乐的世界，本身是不同的。我们老讲精神的反作用，这件事情我是强烈地跟常规想法不一样，就是精神产品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知识分子设计一个政体或者一种人类生活，或者我们做一种音乐来改变人心，我当真不相信。精神生活的本性就是这样，它产生出一些作品，有这些作品的人类跟没有这些作品的人类是两种人类。哪怕希腊没有过任何影响，希腊跟迦太基也是不一样的，迦太基曾经那么繁荣和强大，现在谁还在谈迦太基？如果人类产生过很多迦太基，没有产生过希腊，我们就不是现在的人类，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受到它的影响，并不是说希腊通过什么科技影响我们。
第二个影响就是那种泛在的，你不知道何处的影响。你读荷马影响你了吗？你读李白影响你了吗？谁知道。说不定哪里就影响了，随时都可能影响。但我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我们设计出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就像一个技术一样影响我们了，人们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证明有过这样的影响。 [[ 马克思主义倒是有，有巨大的影响，但没有一条影响是马克思要的。说完了，就这个意思。]]
'''
许知远：那就回到希腊精神，埃斯库罗斯也好、苏格拉底也好，并不是希腊强大的原因，没有什么关系？'''
'''陈嘉映'''：太是了。我曾经跟一个大领导聊，他说：“陈老师，你说说哲学能够为咱们国家做点什么，我来支持你们。”我说， [[ 我不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雅典做过什么，如果做过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还知道有雅典。我说我的问题一般是反过来问：雅典能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做点什么？那是人类精神最高的花朵，是你为他做，不是他为你做。]]
'''许知远'''：您那本书里讨论很多普遍性和特殊性。您书里也提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政权利用所谓的特殊性来压制很多东西。我们承认那时候印度的特殊性，但烧新娘怎么办？或者我们中国裹小脚，又怎么说？我认为基本的自由、尊严是有普遍性的。这东西怎么看？
[[灿烂时代也就五十年到七十年]]
'''陈嘉映'''：改变你了这毫无疑问。比如说电脑写作，就改变了我写作的方式。你看古代人写封信，拿出来我们现在看着像范文似的。他的思想习惯，就像我们年轻时候的思想习惯似的，把句子都组织好了，甚至把文章都组织得差不多了，然后落笔。现在也许还有，但大多数人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因为改起来太容易了。这个肯定影响你怎么想问题。
许知远：比如您刚才发了微信过去，小孩子回个笑脸，或者发个图片。这种东西是丰富了语言，还是使语言贫困？''''''
'''陈嘉映'''：一般来说是使语言贫困。但有时候我也发表情，我觉得表情方便不说，有时候比你说任何话都更正确，更是你要回的那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扩展了表达和传达的手段。不用说，它使得我们长篇阅读的习惯消失了，我们看好多书都说，阅读是两千多年核心的人类精神方式。一开始是精英才能阅读，能阅读的人就考状元、考进士，然后就去当县长。后来大家都能阅读了，就读报纸，开始竞选。阅读报纸的特点有好多，其中一个特点是，我这没读懂，可以停一下。你要是看电影就不能停。这些肯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怎么汲取信息。 [[ 当年中国第一本商业成功运作的《学习的革命》，它就说我们要用关键词来代替阅读。]]
'''
许知远'''：现在已经发生了其实。信息变得膨胀的时候，人就会本能寻找简单的东西，要不然无法应对。那时候创造了各种主义，因为主义更简单。没有耐心，使整个时代变得非常焦躁。焦躁就需要关键词，变成部落化。然后整个时代要消化这种信息爆炸带来的后果，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某种意义上“一战”“二战”，都是信息时代的某种副产品。
'''许知远'''：我给您加个注脚。我看了一本特别有趣的书：过去一个法国平民，他看到波拿巴游行，他不会拿自己做比较，差别太大了。但现在这个世界，每个人在电视里面看到比尔·盖茨，他跟我穿一样的牛仔裤，也穿这种衬衫，看起来跟我差不多，表达也不神秘。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我也可以这样。
'''陈嘉映'''：无论是西方民族还是其他民族，每个地方的服装都是有规定的。君王是哪级，公爵是哪级，贵族是哪级，都规定好了，出门衣服都不一样。那个等级社会就在身上。 [[ 我觉得克服成功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盯着一个事玩儿命干，直到你知道你干不了。 ]] 还有，是不是还得想办法建立小圈子，别老是全国范围“十三邀”之类，搞个首师大哲学系“十三邀”。一共就十几个教师，人人都“邀”上了。
'''许知远'''：所以中国这种巨大的焦虑跟各种功能的小社区、小团体的消失有很大关系。
我再插一句，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其实在有些方面是很边缘的，到了美国你马上意识到了，你以为在中国很重要的事，人家美国人听都没听说过。我可以说在一直抵制这种欲望，或者冲动，或者建议，或者诱惑。我的想法是，如果那么做，我就做不好。我还是要把东西做得最好，至于它能走多远，套用一句话：做成什么样是我的事，世界怎么接受是世界的事。我的确是用这种想法一直在指导我的工作。
'''陈嘉映'''：有可能。我昨天说的哈佛的事，就有可能是这样。这真的挺私人的，这两种感觉我都有。一类感受是有时候读到现在的大牌教授，觉得并没有那么好。另一类感受是，有时候看他前言后语或者传记，看到他们在剑桥、哈佛里讨论，那种智力、创造力上的冲撞激荡，达到了更高成就，简直觉得我要生活在那儿多好，能充分调动潜能，一点一滴都不剩，确实能做出最漂亮的事情来。
'''许知远：这种群星灿烂的时刻，要是您选的话，最向往什么时间的什么地方？'''
'''陈嘉映'''：我可能还是会选伯里克利时代。的确，你说得特对，群星灿烂真是有那么回事。我还年轻的时候读这种东西多，还挺有感想，[[一般来说一个特别灿烂的时代就是五十年到七十年]]。我有时候爱举那个例子，就是歌德是1749年生，1832年去世。他出生的时候莫扎特是一个小孩，歌德在小孩的时候听到莫扎特神童的表演。 [[ 歌德在1832年去世的时候，莫扎特早就已经过世，贝多芬也已经过世，他最好的朋友席勒已经死了，康德已经过世有一段时间了，黑格尔在头一年死 ]][[ 了。他活了八十几岁，整个德国古典时代，从他出生到死亡，德国古典音乐、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文学基本上他一生全经历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