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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先生欢欣鼓舞，积极投身于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1978年即撰写了《试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结体》一文。然而，此时先生已高达65高龄，痛感岁月的流逝和十年浩劫的损失，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考虑得最多的已不是个人的发展，而是想利用有生之年培育发展云南大学的经济史学科，促进祖国的学术文化繁荣。1982年冬，先生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建室伊始，先生撰写了《我爱公孙树》的杂文，用肺腑之言表达了他"爷爷栽树，孙子吃果"的矢志不渝信念和要乘垂暮之年种下一小株公孙树苗的美好心愿，并坚信:"在这样美好的时代，我们这株小小的公孙树苗一定会欣欣向荣，茁壮成长的"先生的远大胸怀溢于言表。1983年，先生发表了《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最基本范畴--生产和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揭示了交换的重要作用，指出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曲线，呼吁大力加强商品经济史的研究。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对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了导先路的作用。1983年《中国经济史年鉴》将该文作为有助于推动经济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论文详加介绍和评述。同时，先生由于《历史研究》编辑部、[[ 南开大学]] 等单位的学者共同发起在昆明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仍被称为一次空前的盛会。会上，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对地主的界说，地主的产生、地主阶级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以及地主阶级的更新作了精辟的论述。文中指出，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地主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冲击着农村公社，引起公社内部齐民的贫富分化。富者必然要剥削贫者，但由于双方均为齐民，不能采取抑良为贱手段进行剥削，而只能借助于租佃契约这种经济关系，于是产生了地主和佃农，产生了封建地主制成关系。这比之于把地主阶级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地主，特别是决定地主阶级性质和动向的庶民地主，与手工业者，商贾之间，不仅没有等级界限的障碍，反而有商品经济这一经济通道，因此得以不断更新，从一个方面导致了地主阶级的长期存在。1986年，先生联合云南大学研治经济史的同仁，共同组建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旋即被批准为省级重点学科，经"七五"期间建设，迈入了国际国内先进行列。同年十二月，先生还前往河北廊坊市参加了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顾问。会上，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回昆不久，先生便进一步联合省人民银行、省财政厅、省方志学会、云南民院、云南财贸学院等近三十个单位的经济史研究力量，于1987年3月21日在昆明成立了云南省经济史学会。会上，先生被选举为理事长，他号召全体会员共努力，开创云南经济史研究的全新局面。这样，经过先生数年不懈的努力和倡导，云南大学和云南省的经济史学科终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脱却襁褓，迈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此后，1988年和1990年，先生联合山东大学、贵州民主学院等单位，分别在山东烟台和云南昆明召开了两次中国土地国有制史学术讨论会。1996年，在先生的努力下，又在昆明召开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