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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社]]"成立后，决定约请北京各大学的名教授来天津讲演。被约请的有 [[ 鲁迅、钱玄同、刘半农 ]] 几位先生。 [[ 李大钊 ]] 先生是9月下旬的一天来的。在学生联合会讲演后，特意来到" [[ 觉悟社]]"的社址，那是设在河北四马路东兴里十一号 [[ 李锡锦 ]] 家中的一间简陋的小房里。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和大钊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大钊先生对天津男女学生合并组织学生联合会和男女青年成立" [[ 觉悟社]]"表示赞赏。他鼓励我们要好好研究世界各国革命的新思潮。大钊先生那种长者的和蔼可亲的态度和朴素无华的谈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北京军阀政府对于山东问题并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交涉;同时，山东军阀 [[ 马良 ]] 杀害爱国人民的罪行不仅没有被惩办，反而变本加厉，又迭次镇压爱国运动，甚至又枪杀了回教爱国领袖，因而引起山东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由山东爱国团体发起，邀请 [[ 上海 ]] 、南京、 [[ 武汉 ]] 、河南、湖南的代表于9月下旬到了天津，约请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到北京再次请愿。

天津决定派十个代表参加，其中有三个" [[ 觉悟社]]"社员，连同山东等地的代表共32人，组成请愿团，于9月30日到了北京。另外，由 [[ 周恩来 ]] 率领我们几个人同请愿团一起到北京替请愿团办理后勤工作，照料代表的生活。

10月1日上午9时，三十二个代表列队到了新华门，要求面见大总统 [[ 徐世昌 ]] ，为守卫的士兵所阻止，徐世昌派出代表同请愿团谈话，不得要领，相持到下午7时。当晚，卫戍司令部派来武装军警百余人将全体代表押送到警察厅关禁起来。 [[ 周恩来 ]] 当即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商议营救请愿团的办法。决定于"双十节"在北京、天津、济南、 [[ 上海 ]] 等处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催办山东交涉，要求释放请愿代表。

天津警察厅长 [[ 杨以德 ]] 恐惧万分，派了几百名武装警察把住南开广场出口，不让游行队伍出发。相持到中午，队伍冲破一个缺口，一拥而出。队伍一直奔赴警察厅，在门前高呼口号，质问杨以德为什么禁止学生、市民的爱国行动，要求杨以德出来答复。杨以德动员了各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劝诱学生回校，相持半夜才陆续完全离开。北洋大学远在西沽，学生队伍是最后离开警察厅的，回到学校已经是天快亮了。

天津的"双十斗争"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学校原已开学上课，有几个学校的学生会决定罢课一星期，分批到附近街道讲演，揭露卖国政府的罪行。杨以德于11日的清晨就派了武装警察把守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大门，禁止开会。几个" [[ 觉悟 ]] 社"社员在 [[ 周恩来 ]] 领导下，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租了几个房间，每天夜间工作，将一天来天津斗争情况汇集起来写成报道，油印若干份寄往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

我们还集体用一个旁观者的口气写了一个传单，详述"双十节"天津学生和市民同警察斗争的经过，借以揭露杨以德阻止庆祝国庆、反对民国的罪行。这张传单铅印了两千份，遍贴全市各街道，并寄给全国各报刊，经《 [[ 上海 ]] 时报》全文转载。这张传单署名"李宁二"，取 [[ 列宁 ]] 第二的意思，足见当时" [[ 觉悟社]]"社员已开始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尊崇向往。

11月福州发生日本侨民枪杀学生和警察的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加强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表示对 [[ 福州惨案 ]] 的抗议。在学生联合会的鼓舞下，以商店店员为主体的抵制日货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广的活动高潮。店员们熟悉天津市场的情况，他们知道哪些商店是专门贩卖日货的奸商。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各界联合会成立了一个"跪哭团"，专门到几家奸商门前跪哭。要求他们不再贩卖日货，揭露奸商们的卖国罪行。

由于接受了李大钊先生的启示，" [[ 觉悟社]]"的社员开始进入一个埋头钻研理论和集体研究问题的阶段。

当时，北京、上海都出版了多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我们都设法订购了来。 [[ 毛泽东 ]] 主编的《 [[ 湘江评论 ]] 》，我们也读过几期。

有一个时期，我们在法租界基督教维斯理堂开过几次会。后第一女子师范租到河北三马路三戒里四号的房子，便经常晚上在那里开会。每次会议都是 [[ 周恩来 ]] 主持。他别号翔宇，我们都用他的别号来称呼他。讨论的结论每每是由他做出来的。

有了社址以后，除了晚上的研究会，白天大家就动手写稿，准备出版《觉悟》第一期。由于印刷困难，一直到1920年1月才出版。序言是 [[ 周恩来 ]] 写的，着重于青年要改造思想，破除陋习。其中有两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是张若茗和郑漱六写的。《觉悟》只出了一期。本来已收集了一批稿件，因为"一·二九"事件发生， [[ 周恩来 ]] 和几个社员被捕，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被封，大家都忙于营救他们，没有付印。

在这以前，" [[ 觉悟社]]"又吸收了三个新社员(二女一男)，但他们都只参加过很少几次谈话，等于没有入社。另外又通过社友八人，男女各四人，男社友有 [[ 黄爱]](原名黄正品)、 [[ 陶尚钊 ]] 、 [[ 胡嘉谟 ]] 、梁乃贤;女社友有王贞儒(后改名王卓吾)、 [[ 李愚如 ]] 、郭蔚廷( [[ 郭隆真 ]] 的妹妹)、韩恂华(北京大学第一批女生 [[ 韩权华 ]] 的六姐)。

社友中的一个突出的人物就是黄爱(当时在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他于1920年回到长沙，成立了湖南第一个纯正的工人团体"湖南劳工会"。1922年1月17日为湖南长沙第一纱厂工潮，在罪恶资本家出卖下，被 [[ 军阀赵恒惕 ]] 杀害。当时， [[ 周恩来 ]]                                                                                                                                                                                                 在 在德国得信后，写了一首《生别死离》的诗篇，就是为悼念黄爱而作的。

由于经常开会讨论，探讨问题，彼此加深了了解，社员间的情谊更日益亲密起来。在1919年12月的一天，有人提议，将来分散后，应该用代号通信，以作掩护。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决定用五十个号码，用抽签的方法，由二十几个社员各抽一个，就用这个号码的谐音作为自己的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结果， [[ 邓颖超 ]] 抽的是第1号，别名"逸豪"; [[ 周恩来 ]] 是5号，别名"伍豪"; [[ 刘清扬 ]] 是25号，别名"念吾"; [[ 谌志笃 ]] 是50号，别名"武陵"; [[ 李毅韬 ]] 是43号，她一度用"施珊"，后来就一直用"李峙山"，作她的本名。此外， [[ 郭隆真 ]] 是13号;马骏是29号;张若茗是36号;郑漱六是34号; [[ 关锡斌 ]] 是18号;潘世纶是19号; [[ 张嗣婧 ]] 是37号;李振瀛是28号; [[ 李锡锦 ]] 是31号; [[ 吴瑞燕 ]] 是21号; [[ 胡维宪 ]] 是20号; [[ 薛撼岳 ]] 是11号; [[ 赵光宸 ]] 是9号; [[ 周之廉 ]] 是3号; [[ 谌小岑 ]] 是41号。

这天下午，在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领导下，各校一千多男女学生，手持各种标语的小旗列队到省长公署请愿，要求 [[ 曹锐 ]] 代电北京拒绝青岛直接交涉、收回山东权益、催办福建惨案、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队伍进入了省长公署辕门，但是省长公署的大门却紧紧关闭着。相持了两个多小时，里面传出话来，要学生推派代表去见省长。同学们当场推举了 [[ 周恩来 ]] 、于兰渚、 [[ 郭隆真 ]] 、张若茗四位代表去见曹锐。由于害怕学生们的正义斗争，里面军警却不敢开门，四位代表就从门坎钻了进去。后来知道 [[ 曹锐 ]] 并没有接见他们，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狱。大约在5:00多钟，从东辕门进来几百个武装兵士，将学生队伍团团围住，企图把学生赶出西辕门。学生们同军警进行了搏斗，用手中的旗杆痛打士兵的头部，掀掉士兵的军帽。

以后， [[ 谌志笃、邓颖超 ]] 等还组织了二十四个人，其中大部分是" [[ 觉悟社]]"社员，要求替代被捕的人坐牢，但警察厅长杨以德不准替换。杨以德在广大群众的抗议下，4月7日，除把患重病和年纪较小的代表先行释放，然后将余下的二十一位代表，又移送 [[ 地方检察厅 ]] 。

最后，学生联合会聘请了几位津京著名的律师 [[ 刘崇佑 ]] 等向法庭起诉。控诉天津反动当局迫害爱国团体负责人，要求公开审判。 [[ 地方审判厅 ]] 不能不受理。律师们以"爱国无罪"为理由力争，7月17日，终于迫使将 [[ 周恩来 ]] 等二十一人释放出来，释放时，并在 [[ 地方审判厅 ]] 门前合影留念，这张相片就是《革命文物》1978年第2期所刊登的那幅照片。

天津各团体召集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这二十一位代表的释放，由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百多人慰问队及九辆汽车，到 [[ 地方审判厅 ]] 门前迎接，并且把大红绸花和铸有"为国牺牲"的纪念章佩戴在每位代表的胸前。

在这五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这二十多人在 [[ 周恩来 ]] 的发起组织下，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主要的是分组举行座谈、讲解马克思主义、交流思想和学习的心得，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

[[ 周恩 ]] 来当时写了《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前者是记述在警察厅拘留期间坚持斗争的前前后后，全文曾经在当时天津的《新民意报》连载，后由该报辑印成书;后者根据被捕代表在狱中的日志和日记编成，由《新民意报》逐日刊登，后由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现在这两部书幸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宝贵的历史文献。

[[ 周恩来 ]] 等被释放后，于8月初发起召集一次" [[ 觉悟社]]"年会。当时，有两个社员已经出国，一个社员在南京投考高等师范，一个社员回家省亲患病，有几个社员因家庭关系半年来退出了各项活动。那次年会，十四个人参加，在法租界一间小楼房里开了三天，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

最后，由 [[ 周恩 ]] 来做了两项结论:一、我们都还在青年时代，最长的只有二十五岁( [[ 谌志笃]])，年轻的只有十七岁(邓颖超)，我们都缺乏革命的知识和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我们自己;二、我们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开会的最后一天，我们十四个人在鼎章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就是现在各地方各书刊所复制的那幅相片。

1920年8月16日，有11个社员到了北京，请李大钊先生约集了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几个团体于8月16日上午在 [[ 陶然亭 ]] 开了座谈会。除" [[ 觉悟社]]"的十一个人外，北京方面有三十几个人参加。

[[ 邓颖超 ]] 报告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 [[ 周恩来 ]] 把在[["觉悟社]]"开会时提出的关于"联合改造"的意义作了说明，获得与会者的一致支持。李大钊先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说:"今日世界之潮流，极其显然，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其明确主义;如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统一全体意志，对外也不便采取联合行动。所以旗帜要举得更为鲜明……"并提出恳切希望，"要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当时决定由到会的每一个团体推两个代表，起草一个文件，作为今后共同行动纲领。经过几次商议，通过了一个"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群众中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实地做点事"。这次开会的经过及纪录，登载在1920年9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上。

1920年下半年，有几个社员相继出国。先后有六个人勤工俭学去了法国，一个人去了美国。在国内的社员，有二人于1920年冬参加了 [[ 张太雷 ]] 领导的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编印了一份《劳报》，这算是天津第一份关于工人运动的刊物，并且同唐山铁路机厂工人取得了联系。

1923年， [[ 邓颖超 ]] 、李峙山应达仁女校校长 [[ 马千里 ]] 的邀请，由北京回到天津，在达仁女校任教。我们三个社员发起组织了一个"女星社"，借用《新民意报》副刊编辑了《女星》旬刊和一个定名为《觉邮》的不定期刊，专门登载" [[ 觉悟社]]"国内外社员的通信稿件。"女星社"还办了一个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先后招收了五十多个学员。其中有一个女学员是唐山铁路机厂一个工人的妻子，由学校供给她伙食，担任学校的一些勤杂工作，算是一种勤工俭学方式。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有三个人被介绍到天津国货售品所任店员，倡导妇女走向社会，谋求生活独立。

1923年秋，我们又出版了一个《妇女日报》。由于宣传反对 [[ 直系军阀 ]] ，不久被禁止发行。在《女星》旬刊、《妇女日报》上都广泛地讨论了当时认为重要的各项妇女问题。这也算是天津 [[ 五四运动 ]] 带来的一些活动。

" [[ 觉悟社]]"社员中，有一部分人因思想问题、人事关系退出了革命队伍，有的加入了 [[ 国民党 ]] 。但是综计有八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五个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的活动对天津、唐山及华北各省的革命运动，以及党的建设培植了基础。

特别是 [[ 马骏 ]] 和 [[ 郭隆真 ]] 两位烈士先后于1928年、1931年分别在北京、山东被捕后，惨遭军阀杀害，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今天飘扬全国的五星红旗。

当年继" [[ 觉悟社]]"之后，还有以省立第一中学和中西女校的十几个同学组织的一个"新生社"。该社社员在天津的 [[ 五四运动 ]] 中，也有一定贡献。于兰渚(于方舟)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张太雷领导的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也有该社社员参加。

天津 [[ 五四运动 ]] 是以青年学生为中心，团结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各个阶层，对 [[ 北洋军阀 ]] 卖国政府的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以猛烈反击的一次规模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概括起来，天津五四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二、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敦促下，天津商会于6月10日响应 [[ 上海 ]] 商会发动的罢市，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市。这一行动对于天津"五四"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

后两件事，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反映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是因为 [[ 天津日租界 ]] 是日货进口的枢纽，商店店员抵制日货和工人拒绝起卸日货，使日帝受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