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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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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https://p1.ssl.qhmsg.com/t01fb707510b010d742.jpg 原图链接] [https://baike.so.com/doc/6686081-6899984.html 来自360图片]]]
1940年代，上海沦陷期间 [[ ，雷洁琼 ]] 先后执教于上海东吴大学、 [[ 复旦大学 ]] 、圣约翰大学等院校。那时候，曾经与她一同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严景耀教授也在上海。雷洁琼主要研究妇女和儿童问题，严景耀研究的是儿童犯罪问题，由于对劳苦大众生计的共同关注，他们经常一起纵论天下事，一起为抗日奔走呼吁。
尽管“孤岛”上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满腔爱国热情的志士仁人仍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抗日救亡组织“星期二聚餐会”，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许广平都是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每周二的晚上，他们来到上海八仙桥基督青年会的九楼聚餐，请一人主讲当前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
在一次聚餐会将要结束的时候，雷洁琼大方热情地向公众宣布：“我和景耀7月5日结婚，到时候我们请大家的客。”她的话音刚落，“这次宴请就在我家办了”，豪爽的主人萧老板就主动揽下了请客的任务。严景耀和雷洁琼双双连声向萧老板致谢。
1941年7月5日，是严景耀和雷洁琼这对新人的大喜日子。这天，萧老板的家里喜气洋洋，笑语喧天，郑振铎、许广平、 [[ 赵朴初、吴耀宗 ]] 等好友陆续赶来欢聚一堂，一同为严景耀和雷洁琼这对恩爱新人喜结连理祝贺。
婚礼上，赵朴初即席赋诗以示祝贺：“参差两两好安排，嘉礼从今美例开。越粤人才夸璧合，前称周许后严雷。”一诗吟毕，宴席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这首诗确实妙手天成，严景耀和鲁迅都是浙江人，而雷洁琼和许广平是广东同乡，两对夫妇皆属珠连璧合。
严生先通过对盗匪犯罪的个案研究，提出了客观公正的论据，他说中国所谓“土匪”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个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情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是有组织的犯法者，是由于连年内战、灾荒、失业、社会动乱以及受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影响而不能适应所造成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90页、95页）。举例说，河南某县县长对严先生谈，他在任县长两年时间，对灾荒情况难以应对，由于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当了土匪，这些土匪不能抓，因为它们实际上不是匪而是灾民。又举一案例：一个来北平的士兵，被捕送进大同监狱，严先生在狱中访问他，他说：“因河南老家闹荒年，逃到东北参加军队，东北军在大同被击败，许多士兵被遗弃在此。我没有钱，没有吃，只有一条枪，我不能当兵，就只能当匪了。”另一种地下组织是由于对当时统治者不满，为反抗当时的统治者而形成。例如东北的大土匪组织就是这样成立的。他们结社自卫，并以保护人民为己任。“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是东北大土匪组织标榜的两面旗帜，这是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戒律是：“不许迫害穷人”、“为富不仁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表示不满，见义勇为，偷窃富户是为人民复仇。有一个大土匪首领，人称“野狼”的自豪地说，他从未杀过一个无辜的人。严先生对此指出，“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这种土匪是反对社会上层、富者和统治者的，不都是一般人认为是为非作恶的人。他指出，盗窃犯、土匪和强盗的产生都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它们是在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发生时，为谋求生存的一条出路。
严先生在论及 [[ 吸鸦片 ]] 和 [[ 毒品 ]] 罪时说，这种犯罪也是由于我国过去劳苦人民大众穷困落后造成的，这个问题反映旧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痛苦，是文化缺乏、知识缺乏的一个侧面，劳苦人民患病，没有经济能力医疗，对鸦片的毒害无知，为了迅速解除病痛，只能以廉价的鸦片和吗啡代替医药。严先生在监狱与鸦片犯和吸毒犯谈话时，他们痛苦地诉说：“我不能戒鸦片，我不能不扎吗啡，不吸鸦片、不扎吗啡，就没有力气干活。”严先生指出：“鸦片问题与中国社会上下的人们相关联，禁烟法只适用于老实的下层社会的老百姓，而不能触及有权有势的上层人物，贩卖鸦片罪、吸毒罪和中国文化关系十分显著，这种犯罪的形成与其他犯罪问题一样，必须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入手。”
严先生也谈到拐骗犯，调查材料表明，女犯略诱罪占70％，妇女作拐骗犯的原因是由于妇女没有谋生的能力，如丈夫死亡，即失去经济上的靠山，她们为了生存被迫去作拐骗犯，被拐骗者沦为娼妓。娼妓是旧中国社会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 [[ 娼妓 ]] 制度的存在，如果贫苦劳动人民有谋生的道路，也就不存在拐骗犯和妓女，这些罪犯大多是社会底层贫困的劳动妇女。许多妓女是被拐卖诱骗的，她们成为被人主宰的奴隶，妓女是拐骗犯造成的后果。
严先生将危害国家罪的政治犯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图恢复已失去的社会秩序和政权，要求复辟旧专制帝制的反动复辟派，一种是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反对现统治集团，不甘心作奴隶、作牛马，要求建立新社会和新政权的革命派，以挽救苦难的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未来社会的先驱者。这种行动危及现政权或统治阶级，成为危害国家的政治犯。1927年北伐成功，蒋介石背叛革命，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犯，国民党清党剿共，对共产党进行反革命的镇压和屠杀，把亿万中国人民置于血泪之中。广大工农和知识分子在大动乱的社会变迁中，被迫铤而走险，陷于国民党法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