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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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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 {{BD|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catIdx=X徐}}，中国[[浙江省]][[上虞县]][[下管镇|下管]]西堂人，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 == 人物 生平 ==
徐懋庸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家庭，1921年高小毕业后辍学。1922年后教小学。1926年在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任干事。1927年“[[四一二政变|四·一二政变]]”后，因亲共被政府通缉，逃亡[[上海]]，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0年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1933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到[[延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师、政教科长、[[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委。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1957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f>{{Cite book |title=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 |publisher=四川人民出版社 |year=1979 |unified=17118·16 |pages=397-399}}</ref>
== 个人小传== 1910年12月徐懋庸出生在下管方山村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纱筛匠，母亲则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徐懋庸从小聪颖好学，刚满5岁就进入本村方山小学读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无不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小学毕业后，他期望继续升学，可父亲不允，原因很简单：家境困难。要知道，父母因为贫穷，先后将徐懋庸6个兄妹中的3个送进了育婴堂。可跟随父亲做生意的当儿，他始终未曾扔过书本。他身边揣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一边走路，一边吟咏默记。同时，还不时地欣赏沿途的自然景色，以体味和印证唐诗名句中的意境。晚上和父亲睡在客店里，“吃罢饭，洗罢脚，自然拿出书来读”。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向人借书阅读，被人称为“知识界的乞丐”。 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徐懋庸过去的老师、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十分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聘请他去该校任教，时年14岁的徐懋庸，被人称为“神童”、“小先生”。以后他又到坤麓、民强小学任教，先后达4年。 1925年，上虞的一批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协进社”。也是在这一年，文化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办起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如鱼得水的徐懋庸，有了用武之地，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多次得到胡愈之的帮助。 次年，受中共上虞独立支部书记叶天底的影响，徐懋庸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苏俄文艺论战》、《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革命道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慈溪工作，秘密编辑上虞“石榴社”刊物《石榴报》，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避居上海。 来到上海，徐懋庸化名余致力，在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3年间，他竟先后学会了法语、日语、英语、俄语。1930年，毕业后的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 这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鏖战正酣。在鲁迅的旗帜下，汇集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学作投枪和匕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刚抵上海的徐懋庸，分明感受着一种热乎乎的氛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跃跃欲试。 对初来乍到的徐懋庸而言，无名小卒的身份地位，要融入大上海，要得到大上海的认可，又谈何容易！他自是碰了一鼻子灰：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分别送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但皆被退回。他又一鼓作气翻译了高尔基的法译本小说《秋夜》。他满怀信心地把译稿寄给胡愈之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可等回来的消息则是“早有人译出发表了”。接二连三的碰壁，自令徐懋庸的热情一落千丈。好在乡人胡愈之为其锲而不舍、勤奋刻苦的精神所感动，介绍了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一书让他翻译。译成出版后，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令徐懋庸勉强得以在上海滩立足。 要论让徐懋庸充分张扬才气，并令其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上海文坛的，则要数《申报》副刊《自由谈》了。当年徐懋庸常翻阅《自由谈》，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不知不觉中，灵感的触动，令他拿起笔模仿鲁迅文风写了《〈艺术论〉质疑》、《青年的心》两篇杂文，试投《自由谈》。两文很快发表了。不久，主编黎烈文又主动给徐懋庸写信，言及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能够再写。从此，徐懋庸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崭露头角，自然，徐懋庸其人其文，亦始受到鲁迅的关注。 好事终于接踵而至。这边杂文弹无虚发，那边《托尔斯泰传》译作由华通书局正式出版。拿到译作，徐懋庸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便是：赶快给鲁迅先生寄上一本。1932年11月的一天，这是他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寄书，这自然也是他与鲁迅先生恩恩怨怨的肇始。收到赠书和来信，一直热情关心扶助文学新人的鲁迅先生，即于当夜复信。自此以后，徐懋庸开始与鲁迅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徐懋庸的杂文着实了得，这不啻是因为他对鲁迅心仪已久，对鲁迅的杂文洞若观火、烂熟于心，更是因为其自身的知识积淀、思想张力、笔墨技巧使然。师承鲁迅，竟令徐懋庸的杂文与鲁迅的文风如出一辙，以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 由于黎烈文的有意安排，徐懋庸得以与鲁迅相见，且彼此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作家凭作品说话，徐懋庸的杂文及其译作，无疑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极大关注。1934年春，“左联”委派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负责找其谈话，并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因为鲁迅领导“左联”，这令徐懋庸激奋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翌年春，由于“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担任左联书记，年仅23岁。职务的关系，令徐懋庸常有机会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鲁迅则依然关爱着这位勤奋笔耕、可爱至极的青年小伙。鲁迅曾经直言不讳：“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1935年3月，当徐懋庸将《打杂集》约请鲁迅作序时，鲁迅欣然提笔：称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 1935年11月，党组织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写信和派人通知“左联”，提出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周扬与鲁迅又有些不愉快，就派徐懋庸去找鲁迅。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是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徐懋庸则属“国防文学”。其时徐懋庸先后3次去找鲁迅，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最后一次去见[[鲁迅]]。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给鲁迅一封信，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徐懋庸的来信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挑衅。其时，鲁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时间，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其时，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当他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后，痛哭了一场。尽管如此，徐懋庸“还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认为“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变。 1938年，徐懋庸决定告别上海前往延安。来到延安不久，他受到特别的礼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徐懋庸]]、[[萧军]]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界名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 同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大会后进行聚餐，徐懋庸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亲切地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当得悉其已经结婚并有了儿女后，毛泽东接着说：“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并嘱咐滕参谋长想办法办理这件事。不久，其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来到了延安。也就在这一月，徐懋庸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那些年里，徐懋庸深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宽松，学术的自由，他先后编写了《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社会科学概论》，负责主编《华北文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理水》。 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仍不间断写作， 著 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工人阶级与共产党》、《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等书籍。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徐懋庸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重操旧业，运用杂文这个武器，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计30余万字的杂文。他写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杂文，以其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让有的人对号入座，读之羞赧不已，无地自容。 晚年的徐懋庸曾3次回到故乡下管。1961年冬，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他，带了小儿子、小女儿回来。到了下管，乡人见有陌生人来，问：“这是谁？”他幽默地对儿子说：“告诉他们是右派分子徐懋庸。”他还是那样耿直、率真、自嘲。这一年，父亲尚健在，住在侄儿家，但双目已经失明。毕竟是自家的孩子，父亲用双手将儿子从头到脚慢慢地又是细细地抚摸了一遍。父亲这一摸，对于徐懋庸，心里自是酸楚，为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亦为曲曲折折的自己。1963年冬，当徐懋庸第二次回故乡时，父亲对儿子说：“你的城府不够深，个性执拗，常常会惹麻烦，千万要当心。”尽管一生都没有离开下管大山的父亲，不可能理解哪怕像徐懋庸这样的人，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风云周遭与个人命运际遇的因果缘由，但父亲还是一语中的，且道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机杼。几年后遭遇“文革”，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 ===徐懋庸-与[[周扬]]=== “文革”中，徐懋庸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交代中竟把毛泽东评价周扬的原话写了出来。要知道，此时的周扬正关在狱中，是“四条汉子”之一。徐懋庸不但没有反戈一击，反而用“最高指示”为周扬定性，这不是在为周扬翻案吗？在造反派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又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但他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捏造”，并误将认罪书的时间“1967”年写成“1697”年，这一误，竟相差将近300年。 其时，他和爱人只有每月20元生活费，3个孩子没有工作。1973年下半年第三次回故乡，父亲已经去世，他想把两个女儿送到下管插队落户，但因种种原因，无法落实。虽然他绝无怨言，只是这一走，他就再也没能回到日思夜慕的家乡。1977年2月7日，离春节还有10天，他带着深深的挚爱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 1978年12月，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他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他的党籍和一切名誉得以恢复。1979年4月1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会，周扬等人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定论。如若九泉下有知，徐懋庸还能不宽慰乎？他还能有什么冤屈、憾恨呢？ == 着 作 ==
*{{Cite book |title=犹太人 |publisher= |year=1933}}
*{{Cite book |title=打杂集 |publisher=[[千秋出版社]] |year=1937}}
*{{Cite book |title=“矛盾论”在思想改造中的作用 |publisher= |year=}}
*{{Cite book |title=工人阶级与共产党 |publisher=中南人民出版社 |year=1952}}
译 著 着 ：
*{{Cite book |title=托尔斯泰传 |author=[[罗曼·罗兰]]|publisher=[[华通书局]] |year=19}}
*{{Cite book |title=社会主义讲话 |author=[[山川均]] |publisher= |year=193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