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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他是无党派人士，总的来说，持保守党的主张。他投票反对让犹太人进入议会，反对取消升大学的宗教考试。另一方面，他认为伦敦的济贫局对贫苦人太苛刻。他抗议格拉斯顿企图给予慈善事业的资助征收所得税。他撰写论述外交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笔锋犀利，深思熟虑。例如，他争辩说，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向普鲁士提出挑战，后来又退让；要求丹麦人放弃强硬的主张，然而有没有帮助他们---这种政策是对荣誉和忠诚的犯罪。

== 外交天才 ==

<p style="text-indent:2em;">他参加了德比伯爵的内阁，担任印度事务部大臣（1866年）。可是，1867年又因拟议中的议会选举修正法案而辞职。一年以后，他继承了家父的爵位和在上院的席位。1874年，他又在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府中担任印度事务部大臣，尽管他曾说：“再次与此人供职，前景是一场恶梦。”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后来，他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为此辩解道：“每一个英国人，每一个英国政党的职责，就是要诚恳地接受政治失败，并尽力确保他们所被迫服从的那些原则获得成功。”

<p style="text-indent:2em;">不久，他就被迫屈服于迪斯累利的魅力，就像迪斯累利被迫屈服于他的能力一样。同时，他在哈特菲尔德为自己的事业建立了一个实验室，除其他爱好外，他献身于摄影事业。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说，“他走出在哈特菲尔德那个该死的实验室，就从来没有愉快过。”他被推举为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并用拉丁语对授予他这一荣誉的代表答谢。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季刊上。他极力劝说英国在普法战争后阻止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他写到：“一块割让的领土会成为千古难忘的耻辱。”

<p style="text-indent:2em;">他回国后发现内阁热情欢迎他；他们知道他所担负的使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他干的还不错。此时，俄国军队正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向南推进。到1878年春，俄国军队已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土耳其苏丹呼吁英国进行调解，迪斯累利派遣一支英国舰队监视俄国军队；鲸鱼和大象----俾斯麦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已处于相互攻击距离之内。下院通过表决，决定拨款600万英镑进行军事准备；德比勋爵十五世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索尔兹伯里接替了他。

<p style="text-indent:2em;">他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草拟一封发给欧洲五强的通函，提出一项解决包括“东方问题”在内的一切争端的基本方案；不能让俄国人成为和平的唯一缔造者；俄土之间的任何条约必须死一项欧洲条约。通函在索尔兹伯里就任外交大臣之前就发出了，这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文件。他是迪斯累利在柏林会议期间的得力助手，官方的庆祝活动使他厌烦（“那位讨厌的公主要我去波茨坦共进午餐”），他专程去德累斯顿，在一个英国圣公会教堂做礼拜作为消遣。在他们一道胜利归来后，索尔兹伯里和他的上司一道，被授予嘉德勋章，他勉强接受了它。可是，他坚持认为，在柏林期间最愉快的事是能到到一次机会，与物理学家赫尔曼·赫姆霍尔兹讨论电磁学。至于谈判的结果，他说：“欧洲宁静了几个月，观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恢复常态的有趣过程 。”

== 帝国首相 ==

<p style="text-indent:2em;">1881年迪斯累利去世后，索尔兹伯里接替他在内阁中成为保守党的领袖，四年后，格莱斯顿被击败，维多利亚女王招他组阁。当敕令从巴尔莫勒堡发来时，他正在和特菲尔德，正在他的实验室里搞实验。他立即动身去伦敦，赶上了去英格兰的夜班车。他愿意---担并不急切---担任此职。在担任首相期间，无论是哪一次，他从未在唐宁街十号居住过。他不是在外交部，在哈特菲尔德办公，就是在阿林顿街他的伦敦寓所里工作。他以对君主应有的忠诚以及对一位对人和世界事务具有长期、广泛阅历的女性应有的尊重来对待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