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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58年，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天津条约》谈判时，看到清朝大臣 [[ 耆英 ]] 与 [[ 列维廉 ]] 因外交礼节而发生争执。耆英要求列维廉下跪受书，但列维廉回答说:"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但皇上就是上帝。"耆英坚持说。丁韪良由此认识到清政府对于近代西方外交礼仪的无知。由于不懂国际法，清政府此时也忧心忡忡。而对于是否要把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当时来华西方人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决不能将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免得给西人带来麻烦。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丁韪良敏锐地感觉到清政府有了解、掌握国际法的需要，因而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同时他的另一个动机是"帮助中国认识神和神永恒的公义"。到北京后，丁韪良的想法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Hon. Anson)和总税务司[[赫德]]的鼓励和支持，并得到清政府总理衙门的批准。因此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丁韪良很快开始《万国公法》的翻译工作。他高超的汉学水准又为翻译《万国公法》提供了基本前提，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有其大量的专门术语。19世纪中国法学所运用的专门术语与西方法学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翻译者对中国文化没有精到的把握，将近代西方法学的话语系统用汉语表达出来，将是很困难的事情。为翻译此书，从 1850年到1855年，丁韪良不但系统研习了《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 而且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也进行了特别的推究。在此过程中，丁韪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化了解的同时，也赢得了同他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尊重。据丁韪良回忆，"当时懂得中国学问的人甚少，所以当恭亲王了解我熟知中国的作家和作品后，立即对我另眼相看，并给我起了 一个'冠西'的雅号。此后许多中国人都尊称我为'丁冠西'"(《花甲记忆》，第199页)。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因患肺炎在北京寓所与世长辞，享年89岁。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席了葬礼， [[ 黎元洪 ]] 总统也派他的秘书前来参加。丁韪良与妻子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的外国公墓里，长眠在他所爱的中国的土地上。如今西直门外已成繁华地带，其墓早已杳无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