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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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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他在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时组织“春光社”,就曾请[[鲁迅]]和[[郁达夫]]作指导老师。1924年6月14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春光社的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指出:“我们春光社的社员,虽然不敢希望戴诗人的荣冠,在沙漠似的中国文学里却要做尽力呐喊的一员。”“我们要有和煦的春光,必须经过坚忍的长冬的斗争;换句话,春光不是侥幸获得,不是可以随便享受。这是象征我们社员在这种冷酷枯槁的状态下,在文学方面也是在社会方面,要努力奋斗。”他在北京大学常常选听[[鲁迅]]的课,亲受鲁迅的教诲,关系相当密切。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他坚决站在[[鲁迅]]一边,积极投入反对[[段祺瑞]]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正义斗争。他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大屠杀以后》]]、[[《吊刘、杨二女烈士记》]]、[[《可怕与可杀》]]、[[《响应打狗》]]等文章;在[[《语丝》]]上发表了[[《陈源教授的报复》]]、[[《反说难》]]等文章,愤怒痛斥反动军阀虐杀革命群众的罪行和揭露反动文人为其主子开脱罪责的反动嘴脸。
1926年董秋芳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 [[ 《争自由的波浪》 ]] 一书。鲁迅很赞赏,并亲自为该书写了《小引》。1927年1月,该书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未名丛书》之一印行。这本书中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无疑有着较好的启示和鼓舞作用。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剧本 [[ 《太子的旅行》 ]] 等20多篇译文。 ''' 与反动派作斗争''' 1927年,反动军阀要逮捕他。他离京南下,在杭州第一中学任总务主任。不久发生“四·一二”政变,目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无耻行径,他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暴行。他被解雇了,回到家乡绍兴。然而当局并不放过他,他被指控为“杭州逃来的为共产党办事的”青年,继而浙江省党部下令通缉追捕他。他悄然躲入上海,隐居同乡寓所中。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对 [[ 鲁迅 ]] 和其他左翼青年作家进行无端迫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白色恐怖,且对董秋芳这样的文学青年也不例外,他真正感受到“苦闷和悲哀”。这时董秋芳在《新闻报》的《学海》栏内读到 [[ 鲁迅 ]] [[ 《文学和政治的歧途》 ]] ,又在 [[ 《语丝》 ]] 上读到日本作家 [[ 金子筑水 ]] [[ 《民众主义和天才》 ]] [[ 鲁迅 ]] [[ 《醉眼中的朦胧》 ]] 等文章之后,即以“冬芬”的笔名给鲁迅写了信,向鲁迅求教。信中表露了他的苦闷心情:“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 《鲁迅选集》 ]] 第二卷4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十天之后,即1928年4月4日, [[ 鲁迅 ]] 给董秋芳回了信,着重指出:“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实,怎么离去?这是和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被人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 [[ 《鲁迅选集》 ]] 第二卷4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给冬芬的回信。为董秋芳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文艺革命和勇于斗争的前途。 1929年春,在 [[ 鲁迅 ]] 的关怀劝说下,董秋芳回北京完成学业。他撰文揭露叛变后的国民党与反动军阀一样反动。如: [[ 《可怕的夜》 ]] (《语丝》4卷23期)、 [[ 《幻灭的爱》 ]] (《语丝》4卷47期)、 [[ 《号声》 ]] (《语丝》5卷1期)、 [[ 《吃了西瓜以后》 ]] (《语丝》5卷29期)。1929年秋至1937年春,他在山东济南高中、天津扶轮中学、杭州市立中学任教。这时他翻译了 [[ 托尔斯泰 ]] [[ 《巴舍那耶街的罪案》 ]] (《现代社会》2卷2期)、犹太作家 [[ 梅樨古 ]] [[ 《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 等作品。1936年 [[ 鲁迅 ]] 逝世后,他写了 [[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 ]] 等文章在《多样文艺》上发表,称 [[ 鲁迅 ]] 为“人类中伟大的精神斗士”,是“敢于辛辣地刺破历史现实的丑恶的精神斗士。”他对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学失去开山祖师感到无限悲伤,并决心踏着鲁迅的足迹继续前进。 
时过景迁,江山依旧,二十多年过去了,董秋芳对人生道路的探索与追求已经取得了可贵的结论,那就是要“在阳光普照下,举着动律的活动,跳跃、战斗!”
''' 羊枣事件'''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危机》、《从“子曰”到“鲁迅说”》、《威尔斯眼中的高尔基》等一系列署名文章,掀起了一股宣扬复古倒退,攻击和侮蔑 [[ 鲁迅 ]] [[ 高尔基 ]] 的逆流,矛头对准永安进步文化界。董秋芳组织《新语》作者对这当年囚禁羊枣的小楼当年囚禁羊枣的小楼 些文章进行了批驳,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参加论战的作者有 [[ 怀淑 ]] [[ 茅塞 ]] [[ 李风 ]] [[ 戈扬 ]] [[ 修士 ]] [[ 公刘 ]] [[ 柳无垠 ]] [[ 会稽细民 ]] [[ 金斗节子 ]] [[ 伯骥 ]] [[ 夏侯 ]] [[ 冬芬 ]] [[ 张扬 ]] [[ 王硕甫 ]] 等,共发表了批驳文章达30篇之多。但是,《中央日报》的署名文章却故意一步步把“论战”拉到 [[ 鲁迅 ]] [[ 高尔基 ]] 身上去,政治问题上去。董秋芳觉察到了。他说:“人家已经把话题引到 [[ 高尔基 ]] 身上去了,再争下去就会引到莫斯科、延安去。我们不是要中他们的圈套么?”于是他及时刹车。后来董秋芳在给参加“论战”、写过《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的事》的闽西青年作者 [[ 金斗节子 ]] (即张垣)的信中这样写道“现时行情不定,物价暴涨,于市不利,转告同行,莫再寄款,切记。”这是因为,1945年3月13日、14日《中央日报》发表了《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等杀气腾腾的社论,董秋芳闻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磨刀霍霍之声。然而 [[ 《新语》 ]] 在3月15日仍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战”文章。 果然,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逮捕事件——“羊枣事件”。在羊枣(杨潮)等被捕一个星期后,在白色恐怖笼罩永安城的时刻,董秋芳于1945年7月19日在 [[ 《新语》 ]] 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杂文 [[ 《沉默之美》 ]] (刊登在《新语》602期上)。他在文中说,从前读过一本赞美沉默的书,那时候象一个饱经风浪的航海者,要找一个隐蔽的港湾,给被颠簸的身心一个休憩的机会;于是为这沉默之美所沉醉。他在文章中又说:当他的“理智转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沉默之美”是代表“黑暗之夜”,没有动力,没有生气,没有歌声。如果让黑暗永远占领世界,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成了没有阳光的死的世界。他断然宣告:“沉默之美对于那些在生活的旅途上奔走得疲乏了的人会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对于那些要求在现实中创造出宏壮的生活的人,会是一种华美而空虚的幻影”,“有生命力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他们所需要的是动的美,健康的美,蓬勃的生气的美。这是阳光普照下的人间的美呵!”他呼吁:“让我们的挣扎、战斗,争取这种人间的美吧!”这是董秋芳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扼杀进步文化活动、逮捕进步文化人士暴行的辛辣讽刺和强烈抗议。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1945年7月22日,董秋芳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名 [[ 《新语》 ]] 的青年作者也被捕了。1946年1月, [[ 羊枣 ]] 被虐死狱中,全国文化界、新闻界掀起了抗议怒潮,4月,国民党特务不得不释放董秋芳等大部分被捕者。 
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战斗了七年半之久。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培养青年的事业中,在和“黑暗之夜”的抗争中是那么坚定,那么顽强;时至今日,他那为争取“人间之美”的呐喊声仍在我们心中回荡。
== 人物功绩 编辑== 董秋芳一方面引导青年用笔向社会的黑暗、腐败作斗争,一方面又十分注意保护青年,使他们免遭伤害。有一回, [[ 《新语》 ]] 上发表了 [[ 晏石 ]] 写的 [[ 《女人、社会、路》 ]] 的杂文,中心思想是:妇女要解放,必须先改革社会。特务即找上门来,要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董秋芳说:“文章言论,如有出轨,责任首先在编辑,我要加以检点。文章是外面投来的,没有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特务没有办法,最后给了一个警告:“今后如果再登这种混帐东西,对你不客气!”( [[ 刘金 ]] [[ 《马上随笔 》213 》]]213 页,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说完悻悻而去。董秋芳对于青年们稍有可取的文章从不求全责备,总是满腔热情地加以揄扬,并积极设法刊登。 董秋芳利用 [[ 《民主报》 ]] 副刊 [[ 《新语》 ]] 这一阵地,致力培养青年,关心青年。他对于在来稿中透露对旧制度的憎恨,对现实社会的腐败和对国家前途而忧伤的心地善良的热血青年,总是给以谆谆教导。闽西有一位青年作者 [[ 张汉城 ]] (笔名金斗节子)给董秋芳寄了一篇 [[ 《苦闷的象征》 ]] 的杂文,董即给作者寄去了进步书籍,并附短信说:“黑暗之中会有闪光,最终是光明的世界……。希望你鼓起战斗的勇气,多写些现实生活的稿子寄来,如同你所写的小说 [[ 《小狗子的命运》 ]] 、杂文 [[ 《打落水狗决不是痛快的事》 ]] 那样富有朝气、敢于正视现实,这样的文艺将焕发生命的光芒……。” 由于董秋芳对青年特别看重,由于他对青年的扶植和爱护,在 [[ 《新语》 ]] 周围团结了一批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作者,因而 [[ 《新语》 ]] 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生气勃勃。 
董秋芳之所以十分理解处在国难当头局势下有志青年们的心灵,是因为他早年在北平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从他的经历的遭遇中,曾有过相似的心灵体验。
== 母校缅怀 编辑==  '' 绍兴第五师范''董秋芳先生不像秋瑾、陶成章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不如鲁迅、蔡元培先生那样留有丰碑式的宏篇巨制,有光彩照人的思想和惊世文章;也不像孙越崎先生位高权重,实业救国,贡献卓著。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同样值得绍兴人骄傲的爱国、进步、勤奋、曾经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发生在这里曾经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发生在这里乐教的教育家、翻译家。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更贴近普通老百姓,易为许多后辈学子仿效的平凡而人品高尚的老师。
董秋芳的名字两次出现在校史上。1913年至1919年,他就读于绍兴第五师范;1947年他任教于绍兴简易师范并担任校长。
 董秋芳1898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县青坛村,笔名冬芬、秋芳、秋舫。1913年15岁时,董秋芳考入绍兴第五师范,他的同学后来有成就的,还有 [[ 许钦文 ]] [[ 陶元庆 ]] 等。1919年“五四”时期,正是董秋芳师范毕业前夕。在爱国思潮的激励下,他与校友 [[ 何赤华 ]] 等一起,在绍兴支持北京的爱国学生正义斗争,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反对封建卖国罪行,发动学生和市民罢课罢市,抵制日货,也可谓风云人物。 董秋芳先生不像[[秋瑾]]、[[陶成章]]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不如[[鲁迅]]、[[蔡元培]]先生那样留有丰碑式的宏篇巨制,有光彩照人的思想和惊世文章;也不像[[孙越崎]]先生位高权重,实业救国,贡献卓著。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同样值得绍兴人骄傲的爱国、进步、勤奋、乐教的教育家、翻译家。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更贴近普通老百姓,易为许多后辈学子仿效的平凡而人品高尚的老师。 
董先生出任简师校长时,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主张课堂教学与小组学习结合,发展业余艺术活动,聘请进步教员来校讲唯物论历史知识。解放前夕,董秋芳动员学生参加革命,支持他们上会稽山打游击,迎接解放。
成就 董秋芳虽未给我们留下大部著作,但他战斗的笔,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每一个战役中,始终未曾停止过。他和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先生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和李大钊、郁达夫、胡也频、丁玲、周建人、陶元庆、叶圣陶、楼适夷、许钦文、吴伯萧等老一辈革命作家曾经患难与共,在文学创作方面,以及在思想上、生活上多有交往。 解放以后,董先生曾在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组工作,他先后注释了 [[ 毛泽东 ]] [[ 鲁迅 ]] 著作以及许多国内外名著,作为全国通用中学语文教材使用。在京期间,他靠自学又学会了法文、德文,以后又学俄文。 [[ 谢德铣 ]] 先生写的《董秋芳传略》中有一段记载:五十多岁以后开始学俄文,记忆力差,很吃力。但他对儿子说:“人家记一个单词五遍记会,我记它五十遍、六十遍,也就达到同样的目的了。”面对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不知今天的校园人会作何感想? ''' 爱国、进步、勤奋、乐教之精神''' 董秋芳1919年毕业于绍兴五师,1920年夏即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他后来对别人谈到当时为什么报考英语系的理由,那就是:“为了打开窗口,遥望世界。”董秋芳在北京大学时,学习非常刻苦,并结识了许多革命家和学识渊博、品格高尚、追求进步的教授和学者。他曾和 [[ 许钦文 ]] 等文学青年组织“春光社”。1926年底,他的翻译作品《争自由的波浪》结集出版,鲁迅曾为之写《小引》。他参加过“革命文学”的论证,担任过福州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前夕,在绍兴简师支持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他先后在北京、山东、天津、杭州、福州、宁波等城市的大中学校,文化出版界工作过,经历十分丰富,在我们了解的并不全面的资料中,已足显其爱国、进步、勤奋、乐教之精神,这正是今天校园所要弘扬的一种校园精神。有鉴于此,我们在校园建设时设置了一个休读点,起名叫“秋舫”,“秋舫”是董秋芳的笔名,意在纪念这位为教育事业、翻译事业作出贡献的卓有成就的校友。意在激励后辈学子,以董先生为楷模,为祖国、为人民勤奋学习,积极进取。
“国将兴,必将尊傅而重教”。在实施教育强市战略的今天,我们纪念董秋芳先生有着新的意义。大家缅怀先人,追忆董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生平事迹,十分有利于“修德求真”的校风建设,为我们进行尊师重教的教育,进行爱国、敬业奉献的教育充实鲜活的内容。董秋芳先生离开我们已足有二十周年了。但是,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永存的,而且发展着;他的贡献是不朽的,而且永远记载在校史里,铭刻在校园人的心中。
 
==参考文献==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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