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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中国儒家经典)

移除 72 位元組, 4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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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p style="text-indent:2em;">唐代抄本《论语》
<p style="text-indent:2em;">《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 版本考证 ==
<p style="text-indent:2em;">《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即《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论语》
<p style="text-indent:2em;">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定。当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14]
<p style="text-indent:2em;">《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又认为出于王肃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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