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
次編輯
變更
苏雪林
,無編輯摘要
苏雪林（1897年2月24日－1999年4月21日），本名苏小梅，1919年秋天，将“小”字省去，改名苏梅；字雪林，以字行，笔名瑞奴、瑞庐、小妹、绿漪、灵芬、老梅等。生于浙江瑞安，祖籍安徽太平，现代著名作家、学者，乃北宋文豪苏辙之后。天主教徒。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杏坛执教50载，创作生涯70年，出版著作40部。她一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她笔耕不辍，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她的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戏剧、文艺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成绩卓著。
人生经历编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 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童年经历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
女子师范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很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国外留学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回国后，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爱国情怀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3人物成就编辑
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4个人作品编辑
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5轶事典故编辑
论战鲁迅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2][3]
批评鲁迅
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对鲁迅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她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
钦敬走向反对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榆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思想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楚辞研究综述
苏雪林先生研究《楚辞》，以全部屈赋都蒙有异域文化色彩为立论主轴，她认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亦属世界文化之一支。她考证西亚文化早在先秦时已两度来到中国。
第一次早在夏商前，西亚有一支历史最古、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叫苏末，后忽然消失于历史舞台，其中有一支逃到印度，由印度洋沿海向东航行，再沿海东上，到达中国的山东半岛，由登、莱二州登陆，逐渐占据山东全境，建立了一个雏形的西亚国家。他们认为泰山处在大地正中，是为大地之“脐”，去掉左边的“肉”，即为“齐”，所以山东至今称“齐”。传四百年至桀，为殷商民族所灭，遗民逃至东南营建越国，自称禹的后裔，禹是西亚开辟史诗中的大神马杜克，越后为楚所灭，遗民逃到闽粤，建立了许多小国，是为百越，再后渐为华族同化。
第二次在马其顿侵略欧非亚时期，当地学者为了逃避战乱，纷纷举家东逃，来到我国燕、齐两国，止齐者，以稷门一处为盛，其中以邹衍为巨擘，他大谈方圆九州、五德始终、天地混沌、山川陵谷、飞走跋潜之演进，仙草瑶花、凡枝俗蔓之生长，并与弟子合著“邹子书”，又名《山海经》。屈原奉王命数次使齐，必与稷下诸域外学者交流，得到许多域外文化知识，这些知识后来都融入了他的诗作，如《九歌》即来源于西亚的祭祀，《离骚》中之昆仑、悬圃、帝阍、日东、西海、不周山，《远游》中之大地东西南北之四极，与各地大神交游嬉戏，最后升入目无见、耳无闻的太空境界。《招魂》中之上天下地，东南西北之危险，请灵魂万勿冒险前往等的描写，都蒙有异域文化的色彩。《天问》则是“域外文化之总汇”。即使是《九章》，她认为虽乃屈原被贬后个人之牢骚，异域文化色彩比较淡薄，但也多六经以外的话头。所以她认为屈原全部著作23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她删去《卜居》、《渔父》两篇），无不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苏雪林先生在《屈原与九歌》一书中指出：《九歌》有如郑卫之音，写的是人神恋爱，而人则由人祭而来。古时的人祭往往要杀人以祭，所杀之人或取之于敌国俘虏，或国内死囚。继之又思送人礼物，以自己所喜爱者为宜，将自己所厌弃者送人为不敬，死囚是人们厌弃者，拿来祭神，实为不敬。于是祭司以为男女信徒，若能自动捐躯以敬神，则男信徒可为女信徒之面首，女信徒可为男信徒之爱侣，本身成神，永在神界享乐，于是产生了人神恋爱。如《湘夫人》中“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就是男信徒说：“听见女神湘夫人要召我去，我将连人带马跳入水中淹死。”她认为以《九歌》气魄之雄浑，文采之矞皇，意义之深奥，其歌主必是隶属于同一集团的神明。其源于西亚的祀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星，即七星坛，加上祭坛底之地并为八数，即齐地八神：云中君为月主（太阴），东君为日主（太阳），国殇为兵主（火星），东皇太一为阳主（木星），湘夫人为明主（金星），湘君为四时主（土星），河伯为天主（水星），大司命为地主（死神、饰），既然大司命为死神，则少司命为生神，西亚七曜演变为九曜，《山鬼》是祭鬼的，《礼魂》乃公用的送神曲，是为《九歌》十一篇。
苏雪林先生认为《天问》之所以深奥难懂，文理错综杂乱，绝非王逸所谓“呵壁”之故，皆因错简而致，加之《天问》乃域外文化之总汇，所以难以读懂。为了纠正错简，她利用废名片，每张写上《天问》诗文四句，而后排列桌上，玩索语气，探求文理，终于发现《天问》共分五段，每段文句各有定数：首段关于天文问题共44句，她认为无错乱。二段关于地理问题，亦44句，错乱最为严重。三段关于神话问题，亦44句。四段关于历史问题，分夏、商、周三代，每代72句，虽有脱简，但不算严重。五段乱辞，今存23句，脱落一句无疑。乱辞均为七言，因亦道及夏、商、周事，前人遂将之分插入三代中。她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终将错简整理妥当，于1973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是为《天问正简》一书。她认为屈原数度使齐，频繁接触邹衍等域外学者，接受域外文化的洗礼，于域外之天文、地理、神话知识，不仅了然胸中，且欲传之于后人，故采韵文方式，藉发问反跌一己之诸般知识而写成《天问》。她还推测《天问》体裁可能受《旧约·智慧书·约伯传》或印度古籍《吠陀颂·曼荼罗》之影响。《天问》的“天”，并非指苍天，昊天，应该是指广阔无边、包罗万象的境界。“问”字乃向读者请教，屈原写《天问》时，是变作高坐堂皇的考官，出题考我们呢。同时她还对全文作了逐字逐句的疏证，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的见解。如“凭翼维象”一语，自王逸以来均解为浑沦或氤氲浮动之象，凭翼即凭凭翼翼，洞洞漏漏，而苏先生据《诗》“有凭有翼”，《传》“道可凭依”谓“凭凭”应为“凭依”，“维象”的“象”，应即老子“恍恍”、“无物之象”，而非形象之“象”，“凭凭维象”言宇宙之初所凭依的就是一种恍兮惚兮或无物之象，即老子所谓“先天而生”，代表着古代关于宇宙起源的一种臆说，而这种臆说与古代希腊亚里斯多德所谓“宇宙万物源于法式，而法式则与质素互为蜕变”的理论相吻合。体现屈原对异域文化之纷纭万汇，错难情事，全部了然于心。[4]
6人物评价编辑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它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5]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