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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花苔 ]] 》(散文集)1937，良友

《 [[ 上海三札 ]] 》(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长篇小说《结婚》以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为主线，展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的上海洋场社会。胡去恶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为能与恋人结婚，他用自己的两本书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国宝借了一万元，让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钱亨帮其炒股;其间，胡去恶迷上了为报复表哥钱亨而主动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国秀，疏远了昔日的恋人林佩芳。然而最终，钱亨吞没了去恶的款子，两部书稿也被田国宝书名出版。为摆脱困境，去恶欲与田国秀结婚，反被骂他这个穷鬼不配。精神崩溃的去恶在幻灭中持刀伏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开枪射死。在这部小说中，师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写了上海带给胡去恶这个小人物的 [[ 孤独感 ]] 、 [[ 自卑感 ]] 。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受人鄙夷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学生送他绰号"剃头师傅")，深感自卑。他对恋人佩芳真实地倾吐着自己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与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当恋人佩芳一家离开上海--在去恶看来"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胡去恶立刻陷入了孤独之中:"在几百万人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得到他?" [[File:T01e6baa8e2a094c775.jpg|缩略图|左|center|[https://p1.ssl.qhmsg.com/dr/220__/t01e6baa8e2a094c775.jpg 原图链接]]]胡去恶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是与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 [[ 都市主义 ]] 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里面都设有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以及游乐场。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恶的孤独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其一:以 [[ 乡村 ]] 中国和 [[ 平民 ]] 关怀的题材为主。师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 [[ 意蕴 ]] 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 谷 ]] 》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 [[ 黑暗 ]] 而 [[ 罪恶 ]] 的旧世界，看到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 过岭记 ]] 》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寄托美好梦想，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另外，《 [[ 果园城记 ]] 》反映了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师陀对原始质朴的乡村习俗和平凡生活的认可:《果园城》中的小城温馨宁静，充满诗意，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生活悠闲自在，颇有点" [[ 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动人，连路过的旅客也不禁伫足而观，为之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对 [[ 和平安定 ]] 的向往和认同。同时，作者热衷于发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朴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纯正文化的复归:《 [[ 邮差先生 ]] 》中的邮差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即使你忘记贴上邮票，也愿意帮你垫上，那种信任和善解人意着实让人心头一热;《 [[ 期待 ]] 》中的年迈夫妻虽然知道儿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却仍然坚持在"等待"中生活着，每天在餐桌上安放着一双筷子，甚至担心着他的胖瘦……浓厚的亲情顷刻间表露无遗。

在师陀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他总是有意识地选取富有 [[ 代表性 ]] 的人情百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平民关怀意识，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绝望、该诅咒的乡村中国的历史与实况。因此，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也就成了他写作中极有代表性的题材，也最能给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着重靠诗意的 [[ 抒情 ]] 或是优美而富有 [[ 讽刺意味 ]] 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的场景，少有惊险的情节， [[ 抒情味 ]] 和 [[ 讽刺味 ]] 突出。《 [[ 桃红 ]] 》中被守旧母亲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处女素姑，本是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走起路来像空气在流动似的"可爱少女，却不幸从聪明伶俐、年轻貌美变得呆板苍瘦、憔悴不堪，犹如书桌上《漱玉词》中的诗句" [[ 人比黄花瘦]]"所述。青春逝去、爱情无望、生命褪色，其处境不正像一朵即将凋谢的"黄花"吗?此刻，一股悲凉之情立刻涌上读者心头。又象《 [[ 头 ]] 》中那个卸任局长，作者以讽刺的笔调，紧扣其生理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可憎可恶的丑陋形象。再看《 [[ 谷 ]] 》中对阳光毒辣的描写是"太阳是把大熨斗，单就脸皮烙烫"，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气的可怕。

由此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及刻画功夫相当纯熟，往往三言两语足以 [[ 准确 ]] 、 [[ 生动 ]] 、 [[ 传神 ]] 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场景，是 [[ 京派作家 ]] 注重文学功力，讲求" [[ 文章之美]]"的体现，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的特色表现。

其三:恪守从容节制的审美趋向，作品基调[[含蓄而矜持]]。我们知道， [[ 京派 ]] 是以学院文人为主体的，追求作品"[[和谐]]"的艺术美，少掺杂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 [[ 节制 ]] 与 [[ 内敛 ]] 。因此，他们笔下尽管出现了许多悲剧，但往往作了艺术处理，能够控制住情感的强烈宣泄。师陀曾说:"过于悲惨的世界，不忍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示众，也不想让别人明明白白的看见。"于是，在《[[果园城记]]》中，他以朴实的感情、滞重哀痛的基调和抒情的语言，仿佛一个说书人在向你娓娓道来一个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却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压;在摇撼心灵的描述中，让人深刻感受到血泪的控诉，从而自觉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会发出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