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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他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影响中国音乐几十年。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1916年7月17日，聂耳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立即陷入困境。后依靠他母亲的努力，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正式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成春堂制药、卖药的经营，勉强负起全家的经济重担。

1919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初小结业后，因生活艰难，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童子军服装费，被迫转学。

1922年春，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的成绩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遇，

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等）开始接触。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1925年，小学毕业，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学习期间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如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等），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等。在其作文课业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及鲜明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观点。同时，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所开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的补习，并向柏氏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热情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

1927年，夏初中毕业。

1927年秋—1928年冬历经三榜考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结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候，开始随张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参加学校里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从事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等工作。

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学习

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1929年3月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

1929年5月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当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毕业（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香港、到达上海。

1930年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3月19日云丰申庄倒闭。聂耳随即失业，开始四处寻找职业。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根据田汉歌词创作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

聂耳是第一个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革命者；第一个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劳苦大众写歌并在歌曲中创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第一个用电影音乐唤起民众用筑起血肉长城的电影音乐家和用群众歌曲的形式传达革命理想的作曲家；第一个用艺术歌曲的形式塑造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第一个用儿童歌曲的形式呼唤新中国的作曲家。

创作时间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郭沫若]]在聂耳去世后称其为“人民音乐家”，“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2012年第五期《文史参考》雷蕾刊发文章称聂耳为“国之歌者”。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

墓志铭。郭沫若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聂耳公园位于玉溪市南门街南端，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1985年6月兴建

，1987年7月竣工，是以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为主，兼容文化、休息、娱乐的综合性公园。园内分为纪念区、游乐区、文化活动区、安静休息区、儿童游乐区、花卉生产观赏区和公园管理区。

聂耳铜像是纪念区的主体，铜像坐南朝北，采用锡青铜料铸成，高2.4米，重1.8吨，铜像基座建在高出周围约2.25米的平台上。聂耳铜像身体前倾，表情庄严，风衣飘舞，双臂高举，呈打拍姿势，站立在墨玉石的基座上，仿佛正在指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玉溪市聂耳文化广场建设体现的是文化、生态、精品三个方面。突出水为“灵”、

文化为“魂”的理念，通过建筑、雕塑、小品等充分展现聂耳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从湖底防渗的处理开始，生态的理念始终贯穿在建设中，更多地强调自然协调；通过音乐喷泉、乐器造型以及播放聂耳的音乐作品等方式，把音乐与生态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相互融合、彼此交融。

1954年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铜像

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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