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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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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不仅潜心研究修辞学，而且也重视研究文法学。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法，发表论文多篇。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语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38中起至1941年，历时四载。其历史背景是:"从中阴文法和两样文法学术接触之后，……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为能事……最近十年来则因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现了，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因而讨论中"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有文法学的研究对象、体制、研究方法和词类区分等。陈望道提出:"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建议，并先后发表了《"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等十余篇论文。他还明确提出应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在讨论过程中，陈望道还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倡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同存异，鼓励大家学术争鸣。这次学术讨论，为我国文法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陈望道汇集所有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成为汉语文法史上很有价值的文献。
==人生评价==
陈望道先生自1920年9月到复旦大学任教起，直到1977年10月29日逝世，在复旦大学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陆续开设了修辞学、逻辑学、文法学、文艺理论、美学、新闻学等课程。他毕生热情培养学生，并鼓励他们走向社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人才。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校长坚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他担任校长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是不顾民族特点，一味照抄照搬呢，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
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高校曾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当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过当时把他们的"六节一贯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过来了。一个上午学生要连上六节课 ，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陈望道校长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 ，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 "后来这一做法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11所大学的有关专业调整到复旦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专家也一起调到复旦。起初有些教授对院系调整想不通，情绪不稳定。陈望道先生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促进教授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动员外文系一位教授出来担任系主任，他一连三次登门造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倍至 ，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作出成绩，又及时给予提拔。由于陈校长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关怀他们，许多教授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实证明这些教授的到来，壮大了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致力学风===
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使复旦有一个好的学风，陈校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要谈学风问题。
1963年他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陈校长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同时 ，他又指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陈校长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全校范围对学风问题的讨论 ，大大促进了学校优良学风的建立。许多学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生学业基础扎实，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大都成了栋梁之才。
陈望道先生不仅倡导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无论是办事还是写文章 ，他都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些什么。他反对写那种长而空的文章，强调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 ，反对人云亦云，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陈望道先生都不愧为复旦人的楷模。
===重视研究===
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搞好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 ，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复旦大学自1954年1起开始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学报告和讨论，既检阅了全校师生年来的科研成果 ，也有力地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开展。
这种形式，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外，直到今天，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都举办一次科学报告会，到1990年已举行了24届 ，参加的除文理科、科学技术外，还扩大到机关和管理部门。这种科学讨论会，按照过去陈校长的意见，要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认为"坚持开展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陈望道先生不仅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从事一辈子进步的语文运动，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研究。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在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由他亲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 ，《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陈望道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著作遍海内，桃李满天下"。特别是他本人治学严谨，是值得后人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