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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子改制考 ''' 》是 [[ 康有为 ]] 的一部著作，共二十一卷，1897年出版。

康有为认为《 [[ 六经 ]] 》是孔子为了“讬古改制”的作品，假托于尧、舜之言论，康有为宣称：“凡六经，皆 [[ 孔子 ]] 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ref>[https://www.sohu.com/a/202299461_281788 康有为“托古改制” 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搜狐，2017-11-04</ref>。”康有为因此提出变法要求。廖平认为《孔子改制考》是抄袭他的《知圣篇》。

康有为，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别号更生，晚号更甡，又号天游化人，门生尊为南海先生。出身于以 [[ 理学 ]] 传家的封建官僚 [[ 家庭 ]] 。有为少年聪颖，又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四岁时就会识字，五岁能够背诵几百首 [[ 唐诗 ]] 。六岁入私塾，师从番禺简凤仪，当年就读完了《 [[ 大学 ]] 》、《 [[ 中庸 ]] 》、《 [[ 论语 ]] 》、《 [[ 孝经 ]] 》，老师出“柳成絮”为题让他作为，康有为应声而答“鱼化龙”，听这说件事的人都认为康有为是个能干大 [[ 事业 ]] 的人。后来，他拜读广东名儒朱九江门下，深受老师“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及“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的治学态度的影响。

但康有为“日有新思”，独好陆王心学，并以陆、王来对抗程、朱，“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以经营天下为志”。同时又涉猎 [[ 西学 ]] ，“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为他的阅历而开阔境界。儒学和西学成为康有为维新思想和 [[ 哲学 ]] 思想的源泉。1888年，上书极言当时的国运危机，请求变法。1891年—1895年，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讲学的宗旨就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在这段时间内，他又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季平，从廖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宣称东汉以来统治者独尊为 [[ 儒学 ]] 正宗的古文经，实际上是刘歆为 [[ 王莽 ]] 篡汉而伪造的新学，这些伪造的新学，湮没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在尊奉孔子为托古改制的伟大的 [[ 改革家 ]] 同时，康有为阐发了今文学家“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完成了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1895年，在 [[ 民族 ]] 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起“ [[ 公车上书 ]] ”。后来他又创立学会，办报刊，大力从事变法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多次向皇帝上书，争得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 戊戌变法 ]] 失败后，他逃亡在国外，此后与国内形势要求背道而驰，成立保皇帝党，反对革命，坚持改良。1927年，病故在 [[ 青岛 ]] 。康有为的著作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礼运注》、《康南海先生诗集》等。《孔子改制考》是一部被称作“火山大喷火”一样的变法理论著作，是他倡导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共二十一卷。这部书集中体现了康有为的 [[ 政治 ]] 思想。

首先，书中体现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天下大同，是维新派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在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的位置。这种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和中国传统的今文哲学中变易的 [[ 哲学 ]] 观点融为一体，又吸收了《 [[ 礼运 ]] 》的小康大同说，附会公羊三世论，认为 [[ 人类 ]] 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 [[ 规律 ]] 发展，最终达到“政府皆由民造”，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随着康有为对西学认识的逐渐加深，尤其在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加剧，中国人民灭临着亡国灭种的命运，康有为和其弟子便决定把这种大同思想广为传播，并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 [[ 武器 ]] 。《孔子改制考》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康有为在序中开门见山地宣称：“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然思，凄凄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泽，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我中国……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

在千余言的序文中，有为提到“太平之治，大同乐”达八、九次之多，后人往往认为《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变法改制张本”的著作，却忽略了它同时也是一部张扬大同思想的宣言。在这部书中，康有为把孔子极力描写为一个力主改革的圣人，把 [[ 大同思想 ]] 说成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只是由于“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才使孔子地位降低，“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然不明，郁而不发。”

同时，为了宣扬大同思想，康有为对当时统治地位的 [[ 朱熹 ]] 思想也进行大胆的讥讽。他在序言中说朱熹“多言义而寡言人，知省身寡过而少极民患”，实际上是指责程朱理学只注重宣传纲常教义，束缚人们的手脚，禁锢人们的头脑，而不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把人们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们“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因此，认为朱熹的言论，实际是偏安之论，而康及其弟子就是要拨开云雾见日，使大同思想重现于世<ref>[http://topics.gmw.cn/2011-06/30/content_2160224.htm 孔子改制考辛亥革命100周年]，光明网， 2011-6-30</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