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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汉是徐氏家族的第三代。她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较少封建羁绊而更多的是开放进取的精神。徐宗汉18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为妻，生有一女一子。几年后，李晋一病逝，徐宗汉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大姐徐慕兰。徐宗汉在大姐徐慕兰带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徐宗汉年轻时就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经常外出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1901~1902年之间，在广州女医师张竹君所设的福音堂里，她经常参加两广志士胡汉民、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会，"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徐宗汉与张竹君私交甚笃，对张竹君兴办的医院和女学堂等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慷慨援助。[6]

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为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来到香港冯自由家。她与孙眉(孙中山的哥哥)、杨德初、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卢桂屏(冯自由的庶母)、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等、用缝纫机制成青天白日旗百余面，准备在起义时使用。起义前夕，她与陈淑子、李自屏携带军火由香港乘船到广州。她们在行装中塞满子弹炸药，被褥里还夹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李二人生怕出事，坐卧不安，徐宗汉却保持镇静，怡然入睡，使清吏不起疑而未予检查，顺利到达目的地。

1910年2月11日，同盟会会员、广东炮一营左队三排长倪映典率领新军起义，遭清军围攻、捕杀，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当时，徐宗汉与其侄李应生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命令，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设立机关，相约于举义之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军耳目，与大塘乡李福林部联络策应。徐宗汉按约定在宜安里纵火，但很快被清军扑灭，机关内藏在被褥里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汉为探听信息虚实，托庄汉翘到警署去领取，警吏传言须物主亲自前往领取。宗汉知道事情暴露，与庄汉翘赶紧逃往香港。[6]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府，与清军血战，身负重伤，脱险后回到溪峡机关，正好遇见徐宗汉，徐宗汉急忙为其裹敷伤口。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与女医师张竹君一起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进入雅丽氏医院治疗。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怂恿下，以妻子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黄兴与徐宗汉两人志同道合，从此成为革命夫妻。

黄兴出院后与胡汉民等移居九龙，在香港组织"东方暗杀团"，策划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以配合武昌起义。徐宗汉与李应生、李沛基兄弟等积极参与其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义并获成功。黄兴接宋教仁急电，于1911年10月17日由徐宗汉等陪同离港赴沪，前往武昌指挥革命军战斗。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复，清军查验极严，难以通行。他们到上海后，徐宗汉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开往武汉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黄兴扮作医疗员，徐宗汉扮成护士，随行的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他们于1911年10月28日到达武汉参加指挥战斗。

徐宗汉到武汉后，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911年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红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这时，上海已光复，江浙革命联军正进攻南京，催促黄兴前来主持大局。1911年11月28日，黄兴即与徐宗汉等离开武昌到上海。随着南京的光复和孙中山的回国，12月31日徐宗汉随黄兴到达南京，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6]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未几，黄兴因讨伐袁世凯失败，经由上海逃往香港，继而避难日本，第二年避居美国费城，此时患上了肝病。徐宗汉闻讯赶赴美国照料黄兴并协助其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暴卒。7月8日，徐宗汉随黄兴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候，黄兴已病魔缠身，加上回国后工作操劳过度，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徐宗汉与黄兴有二子。黄兴去世后，徐宗汉一度住在沪滨，抚养遗孤。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徐宗汉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她被推为该联合会会长。不久，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刘清扬等人抵达上海，她们呼吁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得到徐宗汉等人的热情支持。徐宗汉以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资各爱国团体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许多有志青年为追求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徐宗汉也尽力资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间，耗尽家财，不得不变卖住屋，生活陷于困境。[6]

1922年2月李达和王会悟受党组织的委托，与徐宗汉合作创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1] 上海平民女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对外称女子工读学校，由王会悟任该校理事兼任徐宗汉的秘书。平民女校每天上半天课，专设课程，分别由邵力子、陈望道、张守白、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美籍，女)、李希贤、范寿康、周昌寿、陈独秀等讲授。为区别于贵族女校，平民女校强调"专为平民女子设立"，其宗旨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术，以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该校除专设课程外，每周还有两小时的演讲课，由教员轮流讲演，内容都是关系到平民女子的切身问题。徐宗汉不仅为平民女学资助部分经费，还为办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女学不设校长，采取民主办学的方式，由李达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教员、学生和校工代表担任。女学设高级和初级班及校务工作部。第一批共招收31名女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鼓舞下向往民主自由的爱国青年，如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会悟、王一知等，还有从封建包办婚姻束缚下解脱出来的童养媳。陈独秀对这所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女学十分重视，不仅经常过问学校的情况，还担任社会学课程，多次到校讲授政治时事。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指示，从苏联回国的、到上海汇报工作的、或在沪短期停留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女学去作演讲报告。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复亮)，都到女学作过时事政治报告，深受师生欢迎和好评。这所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是与徐宗汉的努力分不开的。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徐宗汉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真诚地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6]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宗汉又带着有严重心脏病的病弱之躯，率领部分贫儿到暹罗募捐，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回国后，她在云南鸡山创办贫儿院，但因经费不足，又不得不将那些流亡的贫儿送回安徽贫儿农场安置。

1940年，徐宗汉移居重庆。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赞佩，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愤恨和谴责。在重庆期间，她经常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她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常有往来。她真诚爱国、坚持革命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行动，博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

1944年3月8日，徐宗汉因肝病不治逝世于重庆，享年68岁。[6]

清宣统二年(1910)初，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建立秘密机关，并任联络工作;

清宣统三年(1911)春，参与筹划黄花岗起义，制造炸弹并将枪械弹药秘密运进广州;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7日，偕黄兴去武汉指挥作战，投入救护伤兵工作;

民国元年(1912)元月，参加女界政治活动，推动中国女权事业;成立南京贫儿教养院(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开展中国贫儿教育事业;

民国5年(1916)6月，归国讨袁，成为反袁政治活动主力之一;

民国8年(1919)"五四"爆发，参与领导上海妇女投入爱国运动、支持学运，推动五四运动发展;

抗战时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资金与武器，弘扬航空抗日;与共产党领导阶级接触，实施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2]

如果不出意外，徐宗汉本可以在杏坛耕耘。在槟榔屿，徐佩瑶、徐宗汉与孙中山邂逅了，巧合的精妙一如他们曾经在澳门的不期而遇。孙中山是来向华侨筹款的，同行者是他的朋友和战友黄兴-也就是后来与徐宗汉成了伉俪的那个湖南人。

未及正题，徐宗汉首先要作翻译。孙中山、黄兴人生地不熟，又听不懂马来语，她自然成了向导;黄兴听不懂华侨的广州白话，徐宗汉便不厌其烦地翻译;孙中山经常听不明白黄兴的湖南官话，又逼着徐宗汉学会了湖南话，像模像样地作同声翻译。孙中山赞不绝口，黄兴感激不尽。临别的时候，孙中山对徐宗汉说:"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应该满天飞，去筹钱，去革命!"[3]

在随后的黄花岗起义中，徐宗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义前，她率领侄儿李沛基、李应生等人在香港摆华街机关负责全部炸药及军械的保藏运送工作。枪械购自日本，因为秘密交易时来不及验货，运送过程中又有磕磕撞撞，很多枪械，手榴弹在拆卸过程中出了毛病。徐宗汉敢为天下先，自己找来一些技术书籍研习修理技术，不断进行参考比照，后来连炸药制造、炸弹装配这些专业技术也都了然于胸，成了自学成才的炸弹专家。临近起义时，为了将弹药顺利运进广州市内，徐宗汉又导演了一出"革命新娘"的经典斗争故事。在广州河南西峡，她借一颜料作坊为掩护，自己则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两百多号革命战士扮作迎亲的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取出已先期装在颜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净后以明办嫁妆、暗运武器的办法，先将武器运送至大石街一所秘密机关，再由别的同志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广州各处。黄花岗起义中的绝大部分炸药都是由徐宗汉领导的分机关组装及运送的，孙中山，黄兴知道后无不以她为奇女子。特别是她作革命新娘的传奇故事很快传到了当时的敢死队队员耳中，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必胜的信心和决死的斗志。[3]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蔡锷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3]

1911年武昌爆发，黄兴接宋教仁急电，急忙与徐宗汉一道离港赴沪，前往武昌，准备亲自指挥革命军战斗。然而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的清军查验极严，很难过关。徐宗汉只得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赤十字救伤队，黄兴和徐宗汉乔装打扮成医疗人员混入其中，与宋教仁、陈果夫等一道开往武汉战地。到达目的地后，黄兴立刻投入了战斗，而徐宗汉则冒着炮火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赤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渡江到武昌。此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前往光复后的上海、南京，并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在南京主持讨袁工作，他在繁忙中还写信给在上海的徐宗汉:"弟(宗汉)在家保育儿辈，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然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8]

战火成就了一双患难夫妻，斗争自始至终贯穿于二人的爱情和生活中。黄兴在病危时对探望的朋友说:"她不是内助，她根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战友，而且，她的能力比任何男人都强，尤其是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