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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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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person
| 姓名 = 汪德耀
| 圖像 = [[File:12131.jpg|缩略图|右|汪德耀|center|[https://ss0.bdstatic.com/70cFvHSh_Q1YnxGkpoWK1HF6hhy/it/u=1023904018,4224113694&fm=26&gp=0.jpg 原图链接]]]
}}
== 汪德耀 ==
=== 个人简历 ===
1932—1938年在北平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兼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38—1941年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汪德耀的“关于动植物细胞在某些分化过程中主要细胞器——高尔基体、线粒体、微管系统的变化规律及其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的研究”等成果，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关注。汪德耀教授于2000年10月12日病逝。其弟汪德昭（中科院院士，水声学专家）、汪德熙（中科院院士，核化学专家）也都是北京师大附中校友。
=== 世纪回顾 ===
担任职位
我是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人，1903年农历二月初八生，农工民主党成员，1932年参加工作。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肿瘤细胞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学术负责人。厦大抗癌研究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农工民主党中央资监委员会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
长辈影响
父亲汪寿序和生物学老师李士博对生物学皆很感兴趣。他们对我的业务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曾在南京住一些时间，最后在北京定居。这便使我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亲眼目睹军军阀混战，列强侵略贫穷落后旧中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开始思索：不愿做亡国奴、怎样复兴中华中国才有光明前途的问题。
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当时我和革命先烈赵世炎（师大附中同学，比我高一班）立刻组织学生自治会，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并且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位中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红楼与北洋军阀当局的谈判——要求罢免亲日派卖国贼的谈判。当时我感到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使国家富强，以免遭到列强的期凌。因此，我学习倍加用功，成绩优异，1921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赴法留学。
求学经历
我首先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经过五年的努力，于1925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转到法国巴黎大学，在著名的胚胎生理学家万特倍尔教授（P Wintebert）和闻名的马哈博士（M Parat）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于1931年获得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横口鱼类孵化腺的研究》，富有高质量、创造性的成果。世界闻名的《巴黎海洋研究院》年报于以全文发表。因此我获得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Berthelot）的最高额科学研究奖金2500法郎（当时折合250银元）。
在法国期间，我了解外国人对于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很少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我就加倍努力学习，进行研究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926年和1928年，两次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在捷克都会布拉格和法国博尔多市举行的《解剖学学术研究会》——从大解剖到分子杂交解剖——宣读四篇创造性高质量的论文。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把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译成法文，经法国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罗曼·罗兰大师推荐在发得量达100万份的《小巴黎人日报》头版详细报导，使法国人民了解了中国的新女性，并得到了人民热烈拥护的《北伐战争》。因此，我和罗曼·罗兰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万特倍尔教授和马哈博士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继续和他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法国著名的罗斯可夫（Roscoff）巴黎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普伦郎教授（Prenant）也以优越条件聘请我到该所工作。当时我正和美貌、温柔、多情的在药学院学习的露丝·德维莱（Lucie Devillers）热烈恋爱；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更是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正好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着祖国；东北沧陷、华北告急，几万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呼唤，民族的需要，使我痛下决心，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忍痛割断缕缕情丝，于1931年11月底，从巴黎经马赛乘轮船在海上颠波三十五天之久，回到了多灾难的祖国。
科学救国
回国之后，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我，也不得不随着动荡的社会而四处奔波。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厦门大学等单位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我把个人的婚姻大事也推迟了，到34岁时才成家。在当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我自己当然也难有大的作为，仅在1940年才发表了“动植物细胞的细胞质组成物研究”论文，被我国细胞学界公认为是抗战八年期中唯一的一篇细胞学论文，曾被推荐到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展出。
1943年我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45年9月，正式任厦门大学校长。当时日本虽然投降，学校仍然处在万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局面：除了多方筹集资金、完成由长汀搬回厦门的迁校工作外，还要考虑学校的发展。我在理学院设立海洋学系，在工学院设立航空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在商学院设立国际贸易系，在法学院设立南洋经济研究室。这些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空前设立的新系科，对于我国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以及学校和国家今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解放后山东海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厦大经济学院对外贸易系和厦门南洋经济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个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被公认为有办学的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人。
早年我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鼓励百家争鸣，提倡学术自由、实行民主办校、聘请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进步教授来校任院系领导工作。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解放战争中，全国学运澎湃，厦大也不例外。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我下“亲启密令”，要我限期解聘王亚南，开除几十位进步学生，我都多方为他们开脱、辩护，拒不执行，但当事人并不知道。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两次命令我，把可靠的师生和贵重的图书仪器迁往台湾。我皆虚予周旋，以各种借口拖延，使其阴谋无法实现。
学术研究
一唱雄鸡天下白，沉睡多少个世纪的东方巨狮终于苏醒了！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了！当时我正应邀在英国参观、考察和讲学，得到接管厦门大学军代表的电报，请我尽快回校。这个喜讯使我欣喜若狂！多年来我追求科学报国的宏愿将要实现了。我一方面回电表示热烈祝贺，另一方面紧缩在英国的计划日程，于1950年3月回到厦门，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洪流。当时，华东教育部立刻任命我为厦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仍用“校长”名义。1950年8月我作为福建省的科学技术界代表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新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重要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领导决定我参加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为发挥我的特长，组织上委任我为生物学系主任，并从事我所喜爱的细胞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我才能集中精力继续探讨动植物细胞的液胞系和高尔基体的演进规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我也开展海洋动物的人工授精研究，为发展福建省的海洋养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也使一大批老革命和科学家受到摧残，我当然也不能幸免；教学科研被迫中断，抄家、批斗、游街等接连不断。我还被扣上“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罪名。但是我当时深深相信党，乌云必将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因此，我利用生物系资料室“劳动改造的机会”，偷偷查阅国内外细胞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油印100份，分寄有关单位和同行。我的这种活动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成了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
历史回顾
回顾过去的历程，我在旧中国生活了约半世纪，在新中国也生活了约半个世纪。在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我矢志不渝，一直在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着。我的思想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实践不断地升华。应该肯定地说，真正让我认识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去爱他的国家，并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明确这个道理是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认识，如果说，我能够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了一砖一瓦的话，那么，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 高尚品质内核 ===
婚姻大事
“我为什么会爱上他？”汪德耀当年回国，正值国家多难，民不聊生。汪德耀辗转各地，倍尝生活艰辛，仍矢志探求科学，婚姻大事也置之度外，一拖再拖。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才和王文铮女士结为伉俪。
王文铮五岁就成了孤儿。她和在北京的姑姑王颖生活在一起，王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遗孀。方声洞牺牲后，他12岁的儿子被送到法国，因此和汪德耀认识，回国后，汪德耀因此结识王颖。王颖有个遗腹女后来得了肺病，临终时，汪德耀叫了一辆救护车，要把她送到德国医院。王文铮说，当时表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汪就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王文铮说，使她下决心跟随汪德耀的，这一幕起了关键作用。王文铮的姑父说，这个青年那么爱国，又有爱心，当即点头同意。王文铮说，虽然为了汪德耀，她不得不离开了心爱的北京城，但她从未后悔过。汪德耀走时，她一直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始终是热的，她始终觉得他还没走。
在心目中学生第一
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她和弟弟从小就知道：在父亲心中，学生第一，他们只能排在第二位。有一回，汪德耀托汪敏的美国导师给在费城的汪敏带去了一只“两个手提把都拉断了的死沉死沉”的箱子，汪德耀神秘地说，这是“金子”。汪敏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父亲准备推荐给美国几个实验室的学生的论文材料，还有他要委托汪敏寄回厦大的教科书等，翻到最后才有一小瓶父亲给她带的“美加净”。美国导师目瞪口呆，他说：“中国教授了不起，他是学生们的父亲，原来‘金子’是为他们带的。”
对于学生，汪德耀最为独特的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宠爱学生了，特别是当他们遇到“拦路虎”的时候，汪德耀恨不得自己化身为骑士，操起刀枪冲在最前头。现在在美国一家制药公司任高级研究员的郑立谋说，到法国留学时，他每转一个地方，汪德耀都要备好书信为他介绍他的朋友旧识，以便他在需要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还要国外的亲戚照顾刚到那里留学的学生，甚至借钱给他们。王文铮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事，原本不关他的事，他却认为自己有责任。
两心愿显英雄本色
汪德耀一生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这位饱经百年沧桑的老学人生前曾向人表达了他的两个心愿。一是希望现在的同志，现在的青年，不要忘记历史，尤其不要忘记我国近代受屈辱的历史，永远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二是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爱国心不会老，愿继续为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 科学治校事迹 ===
汪老1931年11月底放弃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位细胞学博士。汪老于1941年应福建省政府邀请，到福建省省会永安，创办全国第一家地方性研究院——福建省研究院，任院长兼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当时路过长汀，适逢厦大建校廿周年大庆，汪老到厦大参观，会见了萨本栋校长，1943年萨校长聘请汪老为厦大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兼理工学院院长，1944年5月12日任厦大代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厦大二三四年级学生仍留在长汀，新生则在厦门新生院上课。因当时复员工作，非常艰巨，长汀到厦门，只有一条公路，而且只通到南靖的龙山镇，龙山到漳州的公路因抗战毁坏尚未修复，极大的迁校工作，困难重重，汪老抓紧迁校工作。首先在厦门建立新生院、聘请周辨明教授为院长，在厦门设立迁校先遣机构，仅以一年时间顺利完成迁校工作，除了图书仪器等全部运回厦门，鉴于经济困难，把当年在长汀制作的课桌椅、床铺等也运回厦门。1946年秋季，学生回到厦门，上课坐的桌椅，睡的床铺都是从长汀运回来的。在长汀的岁月，深得当地人民的支持，1946年厦大建校廿五周年之际，汪老提请大办庆祝校庆廿五周年大会，生物、化学、物理各实验室全部开放，并作了许多科普性的表演。长汀人民入校参观，盛况空前，一则宣传校史，二则普及科学，感谢长汀人民的支持，也举办了庆廿五周年校庆论文比赛，题目为厦大生活。庆祝校庆廿五周年的主题是大学是文理工综合的学校，体现学海何漾漾，体现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南方之强。
厦大迁回厦门后，当时好多教授都转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学任教，聘请名教授是头等大事，汪老十分了解。办好大学必须有名教授，他在任期内延聘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有经济系王亚南、郭大力、石兆棠等教授（他们又都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外文系洪深教授，教育系林励儒教授、郭一岑教授，理学院工学院化学系钱人元教授，数学系陈世昌教授，工学院寿俊良教授，航空系丁履德教授、林士谔教授、宋懿昌教授，法律系陆季蕃、胡正谒，历史系熊德基、林惠祥，政治系杨东教授等。使厦大教授阵容大大地增强。
在院系方面，率先设立航空工程学系，海洋学系，将工学院分设理学院、工学院、电机系分设机械系及电机系，建立外文系，使厦大成为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增设国际贸易系等五个学院的全新的综合大学。其中，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设数理、化学、生物、海洋四个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四个学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及司法组。商学院设银行、会计、国际贸易三个学系，形成综合性的大学体例。（五个学院十九个学系）
我们从以上事迹可看出汪老的治校思想。大学之大必须有多科系、文理工法商等渗透的大学。大学之大必须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兼容各种学派，对学生而言，必须使学生活跃于大学海洋创造性思维，从而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汪老一九九二年撰写《萨本栋精神大放光芒》其中提到：“萨本栋精神宝贵之处在于教我们如何做人，归纳起来有：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勤奋好学，知识渊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6年4月6日厦大建校25周年之际，汪老发表《致校友书》，提出兼容并包及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主张，汪老从其青年时代，留法时代以及在工作岗位上所实践的，充分体现了治校必须着眼于做人、而做人必须有爱祖国爱科学，奋斗终生，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抱负。汪老对学生也是倍加关怀的，对职工有困难也是尽量帮助的，工友何国忠妹妹生急病，汪老即叫司机开他的小汽车送病人入院治疗，在那个年代的这种创举是难能可贵的。
汪老幼年时代读私塾，读四书五经，他的父亲是博物学教师，汪老受父亲的熏陶，少年时即爱好大自然爱好科学。1917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附中学学习，五四运动时，他就读于附中，当时附中组织了学生自治会，主席为赵世炎，汪老任副主席，汪老积极组织罢课示威，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威壮山河的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装了青年时代的汪老。他以后由公费留学法国选读细胞学，立志于科学救国，回国后，就任于几个大学教学，始终贯串严谨的科学治学思想。接掌厦大校长，他更有机会发挥科学精神，从科学高度去实现大学之理想。在艰难的岁月里，汪老办好厦大，贯串着大学之大，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他一直赞扬萨本栋校长的办学风格，简称之为本栋精神。他的科学办校精神，强调大学之大，先学必须有包容精神，必须有学派的自由空间，必须充分发挥科学精神，集中地去追求真理，学海无境，必须是自强不息而止于至善。他继承着五四的光辉，从爱国主义出发，本着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团结教师，为办好厦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汪老更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细胞学培养了许多博士学子，也不顾高龄，到处奔波为厦大生物学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更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历任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多年，尽量表达人民关心的意见，作出积极的建议，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汪老师也是位广泛结交文人名家的大师，他和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也有深切交往，他向罗曼·罗兰介绍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把我国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翻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1930年暑期又到瑞士拜访罗曼·罗兰，并在其家里见到圣雄甘地。1971年，他在南京会见女作家丁玲。汪老与大画家徐悲鸿也有过多方面的交往。他与教育大师蔡元培也有过交往，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蔡元培先生往法国里昂出席会议，当时在中法大学学习的汪老充当翻译，青年时代的汪老深深地崇敬蔡元培大师的办学精神。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李约瑟博士从重庆来到山城长汀，汪老以代校长身份，接待了李约瑟博士。李博士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汪老介绍李博士赴永安（当时福建省省会）与王亚南教授会面，介绍王亚南教授翻译出版资本论，还著有中国古代经济史。李博士与王教授会晤，了解了很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把厦大的成就向英国人作了广泛的介绍。1948年汪老在巴黎又与李博士再度会晤，一九四九年八月汪老在英国讲学，第三次会见李博士，特别是汪老借访问英国之际，避开当时教育部朱家骅两次给他的密令要他将厦大贵重图书仪器运转台湾。汪老与多位名流交往，对他的科学办学思想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在此种影响下，汪老坚定不移地为办好大学作出艰苦的努力。汪老在一生中为我国的大学教育作出了许多贡献。他的办学思想即充分体现科学办大学、提倡包容精神，强调学派自由，追求大学之大，学海无限，止于至善而自强不息。
| 姓名 = 汪德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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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德耀 ==
=== 个人简历 ===
1932—1938年在北平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兼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38—1941年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汪德耀的“关于动植物细胞在某些分化过程中主要细胞器——高尔基体、线粒体、微管系统的变化规律及其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的研究”等成果，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关注。汪德耀教授于2000年10月12日病逝。其弟汪德昭（中科院院士，水声学专家）、汪德熙（中科院院士，核化学专家）也都是北京师大附中校友。
=== 世纪回顾 ===
担任职位
我是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人，1903年农历二月初八生，农工民主党成员，1932年参加工作。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肿瘤细胞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学术负责人。厦大抗癌研究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农工民主党中央资监委员会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
长辈影响
父亲汪寿序和生物学老师李士博对生物学皆很感兴趣。他们对我的业务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曾在南京住一些时间，最后在北京定居。这便使我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亲眼目睹军军阀混战，列强侵略贫穷落后旧中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开始思索：不愿做亡国奴、怎样复兴中华中国才有光明前途的问题。
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当时我和革命先烈赵世炎（师大附中同学，比我高一班）立刻组织学生自治会，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并且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位中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红楼与北洋军阀当局的谈判——要求罢免亲日派卖国贼的谈判。当时我感到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使国家富强，以免遭到列强的期凌。因此，我学习倍加用功，成绩优异，1921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赴法留学。
求学经历
我首先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经过五年的努力，于1925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转到法国巴黎大学，在著名的胚胎生理学家万特倍尔教授（P Wintebert）和闻名的马哈博士（M Parat）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于1931年获得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横口鱼类孵化腺的研究》，富有高质量、创造性的成果。世界闻名的《巴黎海洋研究院》年报于以全文发表。因此我获得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Berthelot）的最高额科学研究奖金2500法郎（当时折合250银元）。
在法国期间，我了解外国人对于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很少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我就加倍努力学习，进行研究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926年和1928年，两次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在捷克都会布拉格和法国博尔多市举行的《解剖学学术研究会》——从大解剖到分子杂交解剖——宣读四篇创造性高质量的论文。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把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译成法文，经法国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罗曼·罗兰大师推荐在发得量达100万份的《小巴黎人日报》头版详细报导，使法国人民了解了中国的新女性，并得到了人民热烈拥护的《北伐战争》。因此，我和罗曼·罗兰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万特倍尔教授和马哈博士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继续和他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法国著名的罗斯可夫（Roscoff）巴黎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普伦郎教授（Prenant）也以优越条件聘请我到该所工作。当时我正和美貌、温柔、多情的在药学院学习的露丝·德维莱（Lucie Devillers）热烈恋爱；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更是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正好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着祖国；东北沧陷、华北告急，几万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呼唤，民族的需要，使我痛下决心，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忍痛割断缕缕情丝，于1931年11月底，从巴黎经马赛乘轮船在海上颠波三十五天之久，回到了多灾难的祖国。
科学救国
回国之后，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我，也不得不随着动荡的社会而四处奔波。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厦门大学等单位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我把个人的婚姻大事也推迟了，到34岁时才成家。在当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我自己当然也难有大的作为，仅在1940年才发表了“动植物细胞的细胞质组成物研究”论文，被我国细胞学界公认为是抗战八年期中唯一的一篇细胞学论文，曾被推荐到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展出。
1943年我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45年9月，正式任厦门大学校长。当时日本虽然投降，学校仍然处在万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局面：除了多方筹集资金、完成由长汀搬回厦门的迁校工作外，还要考虑学校的发展。我在理学院设立海洋学系，在工学院设立航空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在商学院设立国际贸易系，在法学院设立南洋经济研究室。这些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空前设立的新系科，对于我国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以及学校和国家今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解放后山东海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厦大经济学院对外贸易系和厦门南洋经济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个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被公认为有办学的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人。
早年我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鼓励百家争鸣，提倡学术自由、实行民主办校、聘请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进步教授来校任院系领导工作。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解放战争中，全国学运澎湃，厦大也不例外。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我下“亲启密令”，要我限期解聘王亚南，开除几十位进步学生，我都多方为他们开脱、辩护，拒不执行，但当事人并不知道。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两次命令我，把可靠的师生和贵重的图书仪器迁往台湾。我皆虚予周旋，以各种借口拖延，使其阴谋无法实现。
学术研究
一唱雄鸡天下白，沉睡多少个世纪的东方巨狮终于苏醒了！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了！当时我正应邀在英国参观、考察和讲学，得到接管厦门大学军代表的电报，请我尽快回校。这个喜讯使我欣喜若狂！多年来我追求科学报国的宏愿将要实现了。我一方面回电表示热烈祝贺，另一方面紧缩在英国的计划日程，于1950年3月回到厦门，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洪流。当时，华东教育部立刻任命我为厦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仍用“校长”名义。1950年8月我作为福建省的科学技术界代表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新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重要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领导决定我参加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为发挥我的特长，组织上委任我为生物学系主任，并从事我所喜爱的细胞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我才能集中精力继续探讨动植物细胞的液胞系和高尔基体的演进规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我也开展海洋动物的人工授精研究，为发展福建省的海洋养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也使一大批老革命和科学家受到摧残，我当然也不能幸免；教学科研被迫中断，抄家、批斗、游街等接连不断。我还被扣上“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罪名。但是我当时深深相信党，乌云必将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因此，我利用生物系资料室“劳动改造的机会”，偷偷查阅国内外细胞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油印100份，分寄有关单位和同行。我的这种活动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成了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
历史回顾
回顾过去的历程，我在旧中国生活了约半世纪，在新中国也生活了约半个世纪。在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我矢志不渝，一直在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着。我的思想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实践不断地升华。应该肯定地说，真正让我认识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去爱他的国家，并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明确这个道理是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认识，如果说，我能够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了一砖一瓦的话，那么，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 高尚品质内核 ===
婚姻大事
“我为什么会爱上他？”汪德耀当年回国，正值国家多难，民不聊生。汪德耀辗转各地，倍尝生活艰辛，仍矢志探求科学，婚姻大事也置之度外，一拖再拖。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才和王文铮女士结为伉俪。
王文铮五岁就成了孤儿。她和在北京的姑姑王颖生活在一起，王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遗孀。方声洞牺牲后，他12岁的儿子被送到法国，因此和汪德耀认识，回国后，汪德耀因此结识王颖。王颖有个遗腹女后来得了肺病，临终时，汪德耀叫了一辆救护车，要把她送到德国医院。王文铮说，当时表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汪就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王文铮说，使她下决心跟随汪德耀的，这一幕起了关键作用。王文铮的姑父说，这个青年那么爱国，又有爱心，当即点头同意。王文铮说，虽然为了汪德耀，她不得不离开了心爱的北京城，但她从未后悔过。汪德耀走时，她一直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始终是热的，她始终觉得他还没走。
在心目中学生第一
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她和弟弟从小就知道：在父亲心中，学生第一，他们只能排在第二位。有一回，汪德耀托汪敏的美国导师给在费城的汪敏带去了一只“两个手提把都拉断了的死沉死沉”的箱子，汪德耀神秘地说，这是“金子”。汪敏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父亲准备推荐给美国几个实验室的学生的论文材料，还有他要委托汪敏寄回厦大的教科书等，翻到最后才有一小瓶父亲给她带的“美加净”。美国导师目瞪口呆，他说：“中国教授了不起，他是学生们的父亲，原来‘金子’是为他们带的。”
对于学生，汪德耀最为独特的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宠爱学生了，特别是当他们遇到“拦路虎”的时候，汪德耀恨不得自己化身为骑士，操起刀枪冲在最前头。现在在美国一家制药公司任高级研究员的郑立谋说，到法国留学时，他每转一个地方，汪德耀都要备好书信为他介绍他的朋友旧识，以便他在需要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还要国外的亲戚照顾刚到那里留学的学生，甚至借钱给他们。王文铮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事，原本不关他的事，他却认为自己有责任。
两心愿显英雄本色
汪德耀一生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这位饱经百年沧桑的老学人生前曾向人表达了他的两个心愿。一是希望现在的同志，现在的青年，不要忘记历史，尤其不要忘记我国近代受屈辱的历史，永远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二是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爱国心不会老，愿继续为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 科学治校事迹 ===
汪老1931年11月底放弃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位细胞学博士。汪老于1941年应福建省政府邀请，到福建省省会永安，创办全国第一家地方性研究院——福建省研究院，任院长兼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当时路过长汀，适逢厦大建校廿周年大庆，汪老到厦大参观，会见了萨本栋校长，1943年萨校长聘请汪老为厦大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兼理工学院院长，1944年5月12日任厦大代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厦大二三四年级学生仍留在长汀，新生则在厦门新生院上课。因当时复员工作，非常艰巨，长汀到厦门，只有一条公路，而且只通到南靖的龙山镇，龙山到漳州的公路因抗战毁坏尚未修复，极大的迁校工作，困难重重，汪老抓紧迁校工作。首先在厦门建立新生院、聘请周辨明教授为院长，在厦门设立迁校先遣机构，仅以一年时间顺利完成迁校工作，除了图书仪器等全部运回厦门，鉴于经济困难，把当年在长汀制作的课桌椅、床铺等也运回厦门。1946年秋季，学生回到厦门，上课坐的桌椅，睡的床铺都是从长汀运回来的。在长汀的岁月，深得当地人民的支持，1946年厦大建校廿五周年之际，汪老提请大办庆祝校庆廿五周年大会，生物、化学、物理各实验室全部开放，并作了许多科普性的表演。长汀人民入校参观，盛况空前，一则宣传校史，二则普及科学，感谢长汀人民的支持，也举办了庆廿五周年校庆论文比赛，题目为厦大生活。庆祝校庆廿五周年的主题是大学是文理工综合的学校，体现学海何漾漾，体现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南方之强。
厦大迁回厦门后，当时好多教授都转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学任教，聘请名教授是头等大事，汪老十分了解。办好大学必须有名教授，他在任期内延聘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有经济系王亚南、郭大力、石兆棠等教授（他们又都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外文系洪深教授，教育系林励儒教授、郭一岑教授，理学院工学院化学系钱人元教授，数学系陈世昌教授，工学院寿俊良教授，航空系丁履德教授、林士谔教授、宋懿昌教授，法律系陆季蕃、胡正谒，历史系熊德基、林惠祥，政治系杨东教授等。使厦大教授阵容大大地增强。
在院系方面，率先设立航空工程学系，海洋学系，将工学院分设理学院、工学院、电机系分设机械系及电机系，建立外文系，使厦大成为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增设国际贸易系等五个学院的全新的综合大学。其中，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设数理、化学、生物、海洋四个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四个学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及司法组。商学院设银行、会计、国际贸易三个学系，形成综合性的大学体例。（五个学院十九个学系）
我们从以上事迹可看出汪老的治校思想。大学之大必须有多科系、文理工法商等渗透的大学。大学之大必须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兼容各种学派，对学生而言，必须使学生活跃于大学海洋创造性思维，从而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汪老一九九二年撰写《萨本栋精神大放光芒》其中提到：“萨本栋精神宝贵之处在于教我们如何做人，归纳起来有：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勤奋好学，知识渊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6年4月6日厦大建校25周年之际，汪老发表《致校友书》，提出兼容并包及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主张，汪老从其青年时代，留法时代以及在工作岗位上所实践的，充分体现了治校必须着眼于做人、而做人必须有爱祖国爱科学，奋斗终生，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抱负。汪老对学生也是倍加关怀的，对职工有困难也是尽量帮助的，工友何国忠妹妹生急病，汪老即叫司机开他的小汽车送病人入院治疗，在那个年代的这种创举是难能可贵的。
汪老幼年时代读私塾，读四书五经，他的父亲是博物学教师，汪老受父亲的熏陶，少年时即爱好大自然爱好科学。1917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附中学学习，五四运动时，他就读于附中，当时附中组织了学生自治会，主席为赵世炎，汪老任副主席，汪老积极组织罢课示威，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威壮山河的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装了青年时代的汪老。他以后由公费留学法国选读细胞学，立志于科学救国，回国后，就任于几个大学教学，始终贯串严谨的科学治学思想。接掌厦大校长，他更有机会发挥科学精神，从科学高度去实现大学之理想。在艰难的岁月里，汪老办好厦大，贯串着大学之大，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他一直赞扬萨本栋校长的办学风格，简称之为本栋精神。他的科学办校精神，强调大学之大，先学必须有包容精神，必须有学派的自由空间，必须充分发挥科学精神，集中地去追求真理，学海无境，必须是自强不息而止于至善。他继承着五四的光辉，从爱国主义出发，本着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团结教师，为办好厦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汪老更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细胞学培养了许多博士学子，也不顾高龄，到处奔波为厦大生物学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更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历任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多年，尽量表达人民关心的意见，作出积极的建议，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汪老师也是位广泛结交文人名家的大师，他和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也有深切交往，他向罗曼·罗兰介绍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把我国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翻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1930年暑期又到瑞士拜访罗曼·罗兰，并在其家里见到圣雄甘地。1971年，他在南京会见女作家丁玲。汪老与大画家徐悲鸿也有过多方面的交往。他与教育大师蔡元培也有过交往，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蔡元培先生往法国里昂出席会议，当时在中法大学学习的汪老充当翻译，青年时代的汪老深深地崇敬蔡元培大师的办学精神。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李约瑟博士从重庆来到山城长汀，汪老以代校长身份，接待了李约瑟博士。李博士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汪老介绍李博士赴永安（当时福建省省会）与王亚南教授会面，介绍王亚南教授翻译出版资本论，还著有中国古代经济史。李博士与王教授会晤，了解了很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把厦大的成就向英国人作了广泛的介绍。1948年汪老在巴黎又与李博士再度会晤，一九四九年八月汪老在英国讲学，第三次会见李博士，特别是汪老借访问英国之际，避开当时教育部朱家骅两次给他的密令要他将厦大贵重图书仪器运转台湾。汪老与多位名流交往，对他的科学办学思想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在此种影响下，汪老坚定不移地为办好大学作出艰苦的努力。汪老在一生中为我国的大学教育作出了许多贡献。他的办学思想即充分体现科学办大学、提倡包容精神，强调学派自由，追求大学之大，学海无限，止于至善而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