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2000年出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别顾问及亚洲部主任。其背景是在1970年大都會博物館的百年慶典，博物館董事會主席道格拉斯·狄龍個人承諾協助振興一個他認為最重要的領域，館長托馬斯·霍溫決定由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方聞來主持此事，方聞先生說服博物館承接了費城美術館於1971年主辦的中國書法展覽。與此同時又提議博物館展開全面收藏工作，重點是收購著名藝術家和收藏家 [[ 王季遷 ]] （C. C. Wang）的中國繪畫和哈利·帕卡得（Harry Packard）的 [[ 日本 ]] 藝術收藏。這就是目前中國館與日本館的重要藏品基礎。並促成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 ]] 藏品第一次出借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成為1996年全球參觀人數最多的藝術展覽，每天參觀人數達8000多人。在他任職亞洲部主任期間，亞洲藝術部組織或承接了41個特展，出版了相關圖錄<ref>[https://udn.com/news/story/7038/3497100 方聞先生與他任職30年的紐約大都會亞洲藝術部]，聯合新聞網，2018-11-23。</ref>。

1992年他同时当选为美国哲学家协会及(中国台湾) [[ 中央研究院 ]] 院士。

2004年2月27日-3月6日，方闻教授应邀在[[香港 ]] 中文大学 [[ 新亚书院]]举办的"第十四届 [[ 钱宾四 ]] 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分别作了《[[中国艺术与文化史]]》、《[[书画同体]]》和《[[东方艺术，西方面貌]]》3次演讲。

== [[ 陈葆真 ]] ：方闻与中国艺术史学界 ==

方先生最先在美国学术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就学与任职，期间共达51年(1948—1999)，深耕茁壮，培育人才：本身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枝叶繁茂，他的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在世界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推展亚洲艺术的研究。后来，他又受邀在代表全世界艺术橱窗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担任亚洲艺术部的特别顾问，几近30年(1971—2000)，开疆拓土，使它成为馆中最大的部门之一，同时大量收藏、研究和展示亚洲艺术品，助使西方人士了解亚洲艺术的优美和价值。方先生的聪明才智、心胸气魄与胆识毅力都非常人可及。他的奋斗与成就也像传奇一般令人惊叹!但由于方先生的论著多以英文发表，而且，他在学术界与博物馆界的活动也多以美国为主，因此，西方学界对他比较熟悉;但，相对的，中文读者对他的学说与贡献便不尽清楚。到目前为止，他的著作曾译作中文的只有一小部分，包括《心印——中国书画结构与分析研究》《超越再现》《夏山图》和《中国艺术史九讲》等。在后二者之中，北京清华大学 [[ 谈晟广 ]] 教授特别为文，简介了方先生的学说，有助于读者对他的了解。

当时普大的西洋艺术史研究方法主要师承[[德国]]艺术史大师[[沃弗林]](Heinrich W lfflin，1864—1945)的风格分析理论;重要的教授为 [[ 潘诺夫斯基]](Edwin Panofsky，1892—1968)。1951年，他依规定修完了系中所有艺术史的课程之后，便从大学部毕业，直接进入博士班研读;在学期间曾特别从Kurt Weitzmann(1904—1993)、Erwin Panofsky、Rensselaer W. Lee(1898—1984)、和George Kubler(1912—1996)等教授学习西方艺术史，此外也从罗力教授(George Rowley，1892—1962)研读中国艺术史。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的情况日趋热络。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博物馆界和学术界逐渐对中国艺术史的收藏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一些重要博物馆便陆续收集了许多中国艺术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菲尔德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旧金山的[[亚洲美术馆]]、哈佛大学的[[佛格美术馆]]、费城的[[宾州大学美术馆]]和普大的大学美术馆等等。同时，在许多大学中也产生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和具体的研究成果。

1956年，方先生(26岁)虽然还是一个博士生，但由于在学界和教学方面的表现优异，因此深受普大艺术与考古系主任E. Baldwin Smith教授(1888—1956)的重视，而被聘任为教师，讲授“西洋中古建筑史”，同时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在人文学科而言，是极为稀有的事。方先生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是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两幅原属日本京都 [[ 大德寺 ]] 的《五百罗汉图》。《五百罗汉图》原为南宋 [[ 林庭珪 ]] 与 [[ 周季常 ]] 在南宋 [[宋孝宗| 孝宗 ]] 淳熙五年(1178)所合作的一套百幅作品;每幅画中都表现出五个罗汉显现神通的故事。二战前后，这套作品因种种原因而流散，其中有许多件流传到美国，当时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其中的十幅，而弗利尔美术馆则收藏了两幅。为了彻底了解全套《[[五百罗汉图]]》的原貌，方先生除了细研弗利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外，并在1956年到1957年间，得到校方资助，而与方太太二人同往[[日本京都大德寺]]，进一步研究并拍摄那些原作。

[[ 就在方先生留访 ]] 京都的期间(1956—1957)，他结识了当时在京都博物馆担任研究员的 [[ 岛田修二郎 ]] 先生(1907—1994)。方先生十分肯定岛田先生的学问，因此，后来他回到普大后，便向校方推荐。岛田先生因而在1962年受聘到普大艺术与考古系担任教授，直到1975年才退休，对培养东亚艺术史博士生的贡献良多。另外，方先生与方太太也利用这次旅行之便，到台湾台中的北沟，参观名画，其中 [[ 范宽 ]] 的《谿山行旅》和五代人的《丹枫呦鹿》等作品，特别让他们感动，也令他们深感中国艺术之精致程度与质量之高足可与西方艺术比美。这更加深了方先生日后专注于中国书画研究的决心与努力。

1957年，方先生回到普大，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中国艺术史博士，同时也正式开始他此后40多年的教学工作。那时他才27岁，充满朝气与远见，已经计划和东亚系的年轻汉学家 [[ 牟复礼 ]] 教授(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合作，推动“中国艺术博士学程”。由于方先生在研究中国艺术史方面优异的表现，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重视，就连当时最有名的[[喜龙仁]]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也曾在那时去普大拜访他。1958年，方先生的博士论文获得弗利尔美术馆的重视而予以正式出版：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罗汉与天桥》)。1959年，方先生与东亚系牟复礼教授共同在二年前开始策划的“中国艺术博士学程”正式成立。1962年，[[岛田]]教授受聘普大后，这个学程才扩大成为“中国与日本艺术博士学程”。

这个学程的目的是：结合中国和日本艺术史的作品研究和汉学及日本历史文献研究，来训练博士生。它在资源方面结合了两系杰出的核心教师和图书设备。从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为止，就中国艺术研究而言，在师资方面，先后有艺术与考古系的方先生、[[岛田修二郎]]、Robert Bagley，和东亚系的牟复礼、 [[ 刘子健(]]1919—1993)、 [[ 高友工]](1929—2016)、 [[ 杜希德]](Dennis Twichett，1925—2006)、 [[ 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 [[ 蒲安迪]](Andrew H. Plaks)等著名教授。在图书方面，则包括艺术与考古系的马关图书馆和东亚系的葛士德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后者的中文藏书丰富，在美居于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 [[ 哈佛大学 ]] 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普大美术馆的东亚艺术收藏也提供了这学程的教学之用。这个学程每年最多只收3名博士生。每个学生都必须以中国(或日本)艺术史为主修，另外必择东亚系的中国(或日本)文学、或历史、或思想史为副修。50多年来，该学程培养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他们毕业后又回到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服务，从事亚洲艺术研究，并培育新一代的学者。

《夏山图》是1973年方先生为大都会博物馆从王季迁(1907—2004)收藏中购得的一件无款山水画。依方先生所见，它应是北宋 [[ 屈鼎 ]] 的作品。为证明这个看法，他首先扼要地从山水画的空间结构、造形和笔墨技法等方面去分析唐代到清代之间一些重要的山水画家作品，如正仓院琵琶上的山水画、 [[ 李成 ]] 、范宽、 [[ 燕文贵 ]] 、 [[ 许道宁 ]] 、 [[ 郭熙 ]] 、 [[ 李唐 ]] 、 [[ 赵孟頫 ]] 、 [[ 李在 ]] 、 [[ 王翬 ]] 等人山水画中的构图、造形和笔法等绘画风格特色，而勾画出其间山水画的发展史和每个时期山水画的表现特色。然后他再依据那些特色证明《夏山图》是属于燕文贵的风格系统;但就造形、笔墨和其他因素而言，则应是燕文贵的学生屈鼎所作。　

方先生在1981年所写的《凹凸画在敦煌》一文中，主要探讨的是：从 [[ 北凉 ]] 到唐代之间，敦煌壁画中所见中亚传入的“凹凸画”技法的特色，和当时中国画家如何涵受它，以及转化它的过程。关于这两方面，他都有十分精辟的看法。在如何涵受方面，方先生指出：由于受到“凹凸画”强调表现物像立体感的影响，六朝和唐代画家因而在人物、建物和空间的结构上，由汉代以来习于表现物像的整体性和平面性效果，转而趋向较清楚地表现出它们各主要部分之间的立体性结构关系。至于在如何转化方面，方先生认为：唐代画家采取汉代以来传统的线描技法，描塑出人物的立体感，藉此取代了“凹凸画”那种利用颜色渐层去晕染出物体表面高低的画法。他以十分精简的方法，系统性地运用了敦煌的壁画资料，成功地建构了汉唐之间中国画史演进的概况，也弥补了古代画史研究的缺口。

在1984年所完成的《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一书中，方先生举出了日本 [[ 正仓院 ]] 所藏唐代琵琶上的漆画《湖雁图》(8世纪)，和南北宋之间李生的《潇湘卧游图》(13世纪)，以及赵孟頫的《鹊华秋色》(1295)等三件作品的线描图和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层次示意图。以这三件图为例，他说明了从第8到第14世纪的600年之间，中国山水画在表现空间的深度方面，所呈现三个阶段的进展和表现特色，特别是在描绘近景到中景之间的“地表面”(ground plane)(不是“地平面”，horizon)的这一点上。由于宋元以降中国画家对于表现画中的近景到中景和远景之间连续延伸的“地表面”能力的增强，使得山水画中渐渐可以清楚地呈现出三度空间的感觉(也因此，中国山水画不仅可以“观”，而且可以“居”，也可以“游”)。他指出中国山水画中存在的是“地表面”(而非“地平面”)的表现问题。他的这种看法实发前人所未见，也有效厘清了一般人在看中国山水画时，常因无法找到“地平面”的迷思与困惑。

方先生在1999年对《溪岸图》所作的研究中，再度使用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以纵向的艺术风格发展史来为一件作品定位。首先，他分析了《溪岸图》的结构特色。其次，他寻找出这种特色已存在于唐代绘画中，可知这种风格的渊源有自，依此而证明此画是 [[ 董源 ]] 所作的可能性。最后，他更列出元代 [[ 王蒙 ]] ，和其后许多山水画中引用了《溪岸图》构图模式的例子，以此说明这类董源风格在14世纪之后持续流传的事实。

普大的“东亚艺术图像档案”包括两大类：“一般东亚艺术图像档”和“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一般东亚艺术图像档”之中最主要的是中国艺术图像，其核心来源是购自当时密西根大学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故宫藏画图像照片”。该项计划是密大的艾瑞慈教授(Richard Edwards)和当时弗利尔美术馆研究员 [[ 高居翰 ]] 博士(James Cahill)合作主持的。在这套“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中，每张图片都是图像清晰的8"×10"黑白照片。黑白大照片的好处是可以清楚看出水墨画的笔墨和线条。这些照片被裱贴在灰色的12"× 14"硬纸版上，依艺术家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排放在一个个高大铁柜的活动抽屉中，使用者可以轻便自在地取用。从设立开始到2000年为止，这套档案曾在30多年之中，累积到15万件左右，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效用。有了那些图档，方先生更可以贯彻他对作品鉴定的工作。他也如此要求他的博士生：先针对某一单一重要作品作精密的观察、分析与比较研究，以确定它的真伪和断代，然后再解释它的图像意涵和阐明它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史上的意义。这便是在他领导下的“普林斯顿学派”研究中国书画史的特色之一。40多年来，他也如此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具体处理了许多普大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中国书画名作(详见后论)。这种建构图档以支援艺术史研究与教学的模式后来也被纽约大都会亚洲艺术部、 [[ 台大 ]] 艺术史研究所、甚至是北京清华大学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沿用。遗憾的是，约在1990年代之后，由于计算机流行，大家渐渐习惯运用电子图像，因此，在方先生于1999年退休之后，普大的这套高质量图像照片档，不但未能持续累积，或予以数字化，反而散落各处，实在十分可惜。

“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The Lo Archive of Tun-huang Wall Paintings)”;是1960年代初期方先生为了普大而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费后，特别敦请那时旅居纽约的 [[ 罗寄梅 ]] 先生(James Chi—mei Lo，1902—1987)和夫人( [[ 罗刘先 ]] ，Lucy Lo女士)所制作的2000多张8"×10"黑白图像照片。罗寄梅先生与夫人都是摄影记者，他们在抗战末期到敦煌千佛洞与安西榆林窟等地，拍摄了3000多张当地的佛窟壁画与塑相的照片。那时 [[ 张大千 ]] 也正好在那里临摹壁画。由于罗先生与夫人对艺术的敏感度极高，再加上精绝的摄影技术，因此所摄取的图像不论在取景上、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其前的法国考古学家 [[ 伯希和 ]] 教授所摄的敦煌图档。这套“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在1983年敦煌研究院和日本 [[ 讲谈社 ]] 合作，首度出版五册敦煌彩色壁画图册之前，一直是全球研究敦煌艺术最清晰、最完备，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图档。10多年前，美国的 [[ 安德鲁·梅隆 ]] 基金会在征得罗太太同意后，已将罗氏所藏敦煌壁画图像全面电子化，并收入Artstor电子数据库。最近这套图档并将以书面形式出版，是学界一大盛事，也是罗先生与夫人对中国文化的具体贡献。

方先生对普大美术馆的贡献非凡。他对中国书画史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许多重要收藏家的信任，因此他们便将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或借藏或捐赠给普大美术馆，作为教学与研究之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捐赠者包括：Mr. Morris Dubosc， Mr. Earl Morse， Mrs. Jeanette Shambaugh Elliott， Mr. Arthur M. Sackler， Mrs. Edward Elliott和Mr. John B. Elliott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大美术馆所藏的中国书画珍品中，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作品。举其要者，比如：唐摹 [[ 王羲之 ]] 《行穰帖》、 [[ 米芾 ]] 《行书三札》、 [[ 黄庭坚 ]] 《赠张大同行书卷》、 [[ 王洪 ]] 《潇湘八景图卷》、李公年《山水图》、赵孟頫楷书《湖州妙严寺碑》、行书《洛神赋》以及《幼舆丘壑图卷》、 [[ 文徵明 ]] 行书《诗轴》和《花卉图》长卷、 [[ 祝允明 ]] 《草书诗卷》、 [[ 王阳明 ]] 《行书三札》、 [[ 八大山人 ]] 《杂画册》、 [[ 石涛 ]] 《致八大山人信札》《自画种松小像》和《巨幅山水》，以及 [[ 扬州八怪 ]] 和清初六家的作品等等。

在收藏方面，方先生以他个人的人脉网络，从欧美各地为大都会博物馆购藏了许多重要收藏家的珍贵书画。当时在欧美有一些重要的书画收藏家，如：在伦敦的 [[ 大卫德]](Percival David，1892—1964)夫人;在美国康州的翁万戈、和在纽约的王季迁(1907—2004)、顾洛阜(John Crawford，1913—1988)、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 [[ 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1929—2014)和 [[ 艾瑞生]](Ernest Erickson)等先生，以及唐氏家族(唐炳源、唐温金美、唐骝千)等为最有名。由于方先生的缘故，他们的部份珍藏，如：韩干《照夜白》、屈鼎《夏山图》、董源《溪岸图》、 [[ 宋徽宗 ]] 《竹雀图》、 [[ 李公麟 ]] 《孝经图》、马和之《毛诗图》和钱选《羲之观鹅图》《陶渊明归隐图》及《梨花》等等，先后都进入了大都会博物馆，因此在质与量上，具体丰富了该馆的中国书画收藏。

又如1985年，在方先生的安排下， [[ 顾洛阜 ]] 先生将他大部分珍藏的宋元书画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为了向他致敬，同时也为庆祝馆内重新整修的“狄伦画廊”(The Douglas Dillion Gallery)的开幕，因此方先生又邀集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在大都会博物馆中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诗书画三绝”(The Three Perfections)学术研讨会。那次的会议论文集事后也于1992年出版(《文字与图像：中国诗书画》)。

在硬件建设方面，由于方先生的主导，促使大都会博物馆为亚洲艺术品开拓了许多画廊和展示空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明式花园的建构。1978年左右，方先生得到大都会博物馆的支持，计划在该馆埃及艺术展厅的屋顶露台，盖一座小型的中国式花园。为此，他不但先在普大开授“中国庭园专题研究”，带领学生研究相关课题，而且特别邀请中国研究园林的专家 [[ 陈从周 ]] 教授(1918—2000)，和20多位苏州的造园师傅，带着在苏州当地预先作好的建材构件来到纽约，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组合工程。一座小巧精致、仿明代苏州 [[ 网师园 ]] 的江南园林亚斯德庭院(The Astor Court)终于在1981年夏天落成了。它与新建的“狄伦画廊”一同开幕。记得开幕的时间是在6月某天的傍晚，来宾冠盖云集，其中不乏当时许多美国的政商名流。参观者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等在门外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得进场。庭园内呈现了中国江南士人的美学趣味：月洞门、太湖石、青石地砖、迂回廊道、贴墙小凉亭，还有一座木构厅堂“明轩”，内放1976年购自安思远收藏的中国明式家具，墙上挂着 [[ 仇英 ]] 的《红友》太湖石图。园中所见无一不来自苏州，包括一砖一瓦，一木一石，甚至连地上的“苏带草”都是来自苏州当地!透过玻璃屋顶还可看到天上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无云的夜空中，让人彷然置身江南。方先生和 [[ 姜斐德]](Alfreda Murck)博士曾为文特别介绍了这个庭院。这种在异地重建江南园林，而且忠实地呈现它的原物原貌的作法，在美国可以说是创举。这也是方先生长年为大都会博物馆所作的贡献当中，一个最具体而扎实的物证。

方先生擅于寻找资源，帮助别人，更热心协助同侪，奖掖后辈。他的心胸开阔，大方好客，因此各地学者来访不断，彼此交流频繁、合作无间。他对来访的研究者不论辈分亲疏，都一视同仁，大方地开放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和图书资料供他们参观和研究。在延揽杰出学者和培育人才方面，他更不遗余力。他曾几度设法寻找基金，延请专业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比如 [[ 姜一涵 ]] 教授、 [[ 汪世清 ]] 先生(1916—2003)便曾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到普大担任研究访问学者。又如他曾设法在1962年敦聘原在京都博物馆的岛田修二郎先生到普大长期任教。1985年他又延请 [[ 屈志仁 ]] 先生到大都会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部主任。长期以来，他一直多方设法为博士生找奖学金，让他们可以专心学习。此外，他一直都十分热心地与国际学界和博物馆界交流，并视需要协助他们。他曾接待了许多著名的访问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或教学，其中包括： [[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 [[ 古原宏伸 ]] 和 [[ 江上绥 ]] 等教授。又，1988年，当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将成立之时，方先生也曾热心地帮忙来访的筹划者台大文学院院长 [[ 朱炎 ]] 教授(1936—2012)和历史系主任 [[ 徐泓 ]] 教授，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购买一套密西根大学所制的“中国艺术史”教学幻灯片。又如1975年，当方先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吴派画九十年特展”时，由于深感所展作品与研究说明的价值非凡，因此当场慨诺出资，协助馆方印行特展的研究图录。再如：多年来，他接受了许多博物馆的年轻研究员到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访问研究。其中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 林柏亭 ]] 、 [[ 王耀庭 ]] 和 [[ 何传馨 ]] 等先生;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的 [[ 王连起 ]] 先生; [[ 上海博物馆 ]] 的 [[ 朱旭初 ]] 先生等等。在退休之后，方先生更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协助北京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成立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凡此种种，不但可见方先生的热心与大度，更可看出他无私的精神。而像他那样开阔的心胸与气魄，又岂是一般常人所能轻易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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