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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漫(1886年 - 1930年),外文名:Carl Grant Gowman,1886年8月31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長大後移居美國底特律,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因參加基督教青年會(Y.M.C.A.)所舉辦的佈道大會而蒙恩得救,遂辭掉工作,進入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 Chicago)讀書,為將來做宣教士而裝備自己。畢業後加入中華內地會,於1911年11月5日遠赴中國宣教。

中國內地會[1]的宣教中心最初在杭州,1890年遷至上海,慢慢把宣教[2]工作深入中國內陸,最遠抵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直到1950年代才在東西方冷戰的政治背景下撤出中國。

目錄

人物簡介

高漫抵達上海八天後,一位從美國來的內地會宣教士席克敬姑娘(Miss Anna C. Dukesherer)也乘船抵滬。高漫被安排到安慶語言學校學習中文;席姑娘則被分往揚州語言學校學習。半年後,高漫奉派到雲南西部的騰越(今騰衝),席姑娘被派往雲南大理工作。他們和其他新宣教士結伴同赴雲南。旅途中,他們相識、相知、相助,以致相愛,彼此情投意合。分別後,高漫到騰越與早期赴雲南宣教的英國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同工;一面學習漢語及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一面時常與富能仁結伴外出,到漢人和少數民族中間傳福音。

1913年11月27日,高漫和席克敬在騰越結婚。婚後被派往撒普山(Sapushan),在花苗族人(Hua Miao)中間宣教。撒普山在雲南府(今昆明市)以北,接近山區的一個村寨。1907年,郭秀峯教士(Arthur G. Nicholls)和張爾昌教士夫婦(Mr. & Mrs. Gladstone Porteous)在此地建立了宣教站;次年,王懷仁教士(George E. Metcalf)也受派前來加入他們。當時那一帶山區有苗、彝,和傈僳等少數民族散居在110個村寨里,宣教工作相當繁重。

11月29日的豐收主日聚會,蔚為壯觀。來自各福音站(Out-station)的信徒,雲集、露宿在山頭,以營火取暖。聚會時,會堂里坐滿了1,000人,還有200多人擠在門外,他們唱詩讚美主的聲音傳至數哩之外。會後,王懷仁帶高漫夫婦到地處元謀縣的他谷(Taku)傈僳族福音站,然後用九天時間,巡視傈僳村寨,把這一帶的宣教事工轉交給他們,因為王教士不久要返英述職。

1915年春,高漫夫婦到他谷定居。

傈僳人非常熱情好客,和漢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不同的是,他們熱誠地歡迎西方宣教士到自己的村寨佈道。每逢宣教士到一個村寨佈道,全寨的人都來聽道。在他谷宣教站遠近有100多個傈僳村寨,高漫經常外出巡迴佈道,收效很大。在1915年11月豐收主日聚會上,有700多信徒趕來參加。大家一起學習聖經、崇拜、感恩、作見證,場面十分感人。

1916年11月至12月間,高漫北上,橫渡金沙江,到雲南和四川交界處探望傈僳信徒。返回宣教站後,即與當地傈僳信徒一起歡度聖誕節。他還利用寒假期間,舉辦聖經學習班,講授聖經、基要真理、和講道法等課程。

高漫夫婦定居他谷不久,兒子保羅(Paul Hudson)出生,卻不幸夭折。1918年10月14日,女兒多莉絲(Doris Elocile)出生,帶給他們很大安慰。

1919年4月中旬,中華國內布道會(Commission of Chinese Christians)一行人到雲南省考察內地會的宣教工作。他們是:山東的李雲陞牧師、浙江的桑堅棠牧師、南京的李靜謙女士、北京的陳玉玲女士,和美以美會的賈腓力太太(Mrs. Gamewell)。他們特別探訪了他谷,受到高漫等宣教士的熱情接待,並應邀主領聚會和講道。內地會宣教士的事奉與生活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與宣教士住了三天,他們的居所非常簡陋,好像露營一樣,但卻給我們上賓的招待,使我們銘記於心」(《捨命的愛》第315頁)。

從賈腓力太太所寫的報告(刊於1919年12月的《教務雜誌》)中,亦可窺見高漫夫婦生活之一斑:「到了村寨口,高教士夫婦抱著六個月大的嬰兒,興奮地握手說:『你們遠道來探訪我們,真是難能可貴!』 高教士告訴我們,這次復活節的聚會有800人參加,來自60個村寨。許多信徒要攀山越澗,步行三、四天的路程。其中有年逾70歲的老人,也有母親背著嬰孩,還雙手牽著小孩,自備膳食,住在簡陋客舍或是本地人家。……宣教士住在他們當中,居所異常簡陋,但處之泰然。在高教士家中,除了一張搖椅和一架風琴外,其餘都是當地家具。……他們睡木板床,上面鋪上草蓆。高師母用稻草做了一張墊褥,可謂最奢侈的享受了。山居缺乏物資,高師母發揮她巧婦的天才,把許多當地的土產變成有營養的飯菜。……高師母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女子。因為附近沒有醫生和護士,雖然她沒有受過醫療訓練,在必要時卻要給人接骨、拔牙、或治療爛瘡等雜症。……真是難以想像,要走六天崎嶇山路、住五晚骯髒的客棧,才可以見到醫生的生活,他們是怎樣走過來的啊!」(同上,第315-316頁)

高漫夫婦工作的區域很廣,分散在滇、川交界處100英哩之內的崇山峻岭。據高漫1919年6月的工作報告,該區共有425個村寨,其中慕道信主的有765家;已接受洗禮的共有666人,分散於42個福音堂。二人實在難以兼顧各項事工。故此,他們非常注重培訓當地教會領袖。1918年2月和8月,他們舉辦為期一個月的聖經班,使80至100位教牧同工受到培訓。再由他們把所學的帶回各村寨,帶領、教導各自教會的信徒,大大彌補了宣教士人手之不足。

除宣教事工外,高漫等宣教士還開辦了三所小學,以培養教會的下一代。因辦學成就斐然,受到武定縣政府的肯定和縣長的讚揚。在他們眼裡,這些少數民族過去只會在山邊種植稻麥,其他一竅不通。但僅數年之間,在宣教士的教導下,就使他們變為富有教化之民,實在不可思議!即使中國一代宗師孔夫子數百年來都無法影響他們,而這位耶穌基督,卻改變了他們的生命和生活,這不能不使他們倍感訝異!

1920年3月,一位前國軍上校楊天富(Yang Tien Fuh)率領一群流寇突襲他谷,搶掠宣教士財物,並將高漫和王懷仁等五人擄走。當夜,高漫趁守衛熟睡之際逃走。強盜發現後,立即分頭追索他。最後,因天黑路險,高漫滑落懸崖,才得以逃出魔掌,於次日上午安抵元謀。劫案過後,雲南省政府禁止宣教士回山工作。然而,奇妙的是,那位賊首楊天富有一位親信,與內地會宣教站的一位傳道人是遠親。因這層關係,楊天富接受雲南府的梁廷棟教士(Henry A. C. Allen)作中介人,連同英國駐雲南省領事保證,向省政府投誠,接受招撫。不僅如此,這位楊天富後來還信了主,成為教會的長老。

1921年2月,高漫一家四口返國述職,藉此機會,高漫再度到慕迪神學院深造。同年6月,他們又生了一個兒子Ronald Judson;9月22日一家五口回到上海。這次他們被差派到四川新宣教區永寧工作,經過兩個月水陸跋涉之後,於11月30日抵達永寧。

1923年7月30日傍晚,高漫的幼子突然全身痙孿,掙扎了兩小時後,在母親懷中去世。這突如其來的打擊,陷高漫全家於悲痛之中。最後,夫婦倆靠著主的恩典,走出痛苦的陰翳,不辭辛苦地外出傳道,引領漢人和少數民族歸主。

適逢多事之秋,地方上盜賊蜂起,川、滇兩省軍閥爭戰,1925年又連續發生「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等事件,宣教士們常常身處危險之中。在英、美駐重慶領事館的再三催促下,高漫一家於1925年8月撤退到瀘州。由於高師母身孕已重,便留在瀘州待產。8月21日,生下兒子但以理(Daniel John)。待政局稍微穩定後,他們於10月初啟程去上海,計劃從那裡轉往山東煙臺,送七歲長女入芝罘學校讀書。不料,當他們乘船抵達漢口後,女兒突覺身體不適;次日行船途中病情加劇,進而不省人事。行抵安徽蕪湖後,他們立刻上岸找醫生。惜為時已晚,當他們帶醫生回到船上時,女兒已經長眠不醒了。高漫夫婦悲傷地將她安葬在蕪湖「洋人墓地」中。

1926年2月14日,高漫舉家經緬甸再次進入雲南,到龍陵山區與楊思慧夫婦(Mr. & Mrs. Allyn B. Cooke)同工。他們的宣教站位於一個名叫木城坡(Muhchengpo or Stockade Hill)的偏僻山寨里,1927年2月到5月間,高漫遍訪43個村寨,向傈僳族、彝族、黃拉祜族(Yellow Lahu)和黑拉祜族(Black Lahu)等少數民族傳福音。

自1927年夏,高漫致力於把《馬可福音》譯成傈僳文。1928年底,楊思慧夫婦合著的《舊約聖經故事》出版。至1929年初,加上《約翰福音》、《馬可福音》、《基要真理》,以及《詩歌》和《聖詩50首》,他們已為傈僳族教會編譯出五本聖經、詩歌和福音書籍了。

1928年3月至5月,高漫外出宣教兩個多月,除了為510人施洗和忙於其它教會事工外,他還為傈僳族和拉祜族信徒開辦三個短期聖經培訓班。同年7月至9月,高漫夫婦又特別為傈僳族傳道人、各村寨教會的執事和教師們開辦了為期七周的聖經班。這些進深課程對提高當地傳道人和教會領袖的素質大有助益。

高漫的身體一向健壯,經年累月奔走於崇山峻岭之間,很少生病。1930年7月底,高漫身體突感不適,兩、三天後,竟至昏迷不醒。因其宣教站地處偏僻,當時也沒有醫療人員在場,無法得到及時診治,於8月5日溘然長逝,年僅44歲,遺下妻子和10歲的女兒Muriel、5歲的兒子Daniel,和四個月大的幼兒Huge。為拯救中國各族人民的靈魂,高漫和他的三個兒女先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