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毛的風花雪月(畢光明)
作品欣賞
阿毛的風花雪月
阿毛的詩集《變奏》里的作品，前後的確有變化。從抒發女性的生存之痛到審視現代人患上的時代病，經驗視域變寬了，寫作的客觀性大大加強，表現上的戲劇化取代了象徵抒情：在超越女性視角後，阿毛的詩歌寫作更富有現代性了。但這並不意味着阿毛前期的女性寫作意義有限。寫作上的變化只是使她的「詩生活」顯得更加豐富，創作成了多面體，詩質更其晶瑩璀璨，而在《變奏》這個水晶球里，對女性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獨特思考，閃射出的是更迷人的光芒。
女詩人體驗到的女性命運，往往是悲劇性的。阿毛詩歌對女性自我的經驗，最深處就是一個「痛」字。圍繞這個核心詞，《變奏》形成了自己的意象結構——「風」、「花」、「雪」、「月」，這是詩人對女性生命本質和存在對象的命名，是女性創傷性生命體驗與自我精神救贖的象徵性表述，一句話，是女詩人內心生活的象喻。以風花雪月為基本組構，在《變奏》里，還有「水」、「火」、「露珠」、「樹枝」、「石頭」、「火車」、「鏡子」、「眼淚」、「珍珠」、「鑽石」等相關性意象。在這些意象里，「花」是本體性的，而「水」（與「雪」相近）、「月」則是原型意象。
花與女人，有相似的生命特性，所以從來都用花來比擬女性。《變奏》的抒寫主體也是以花自喻，但不是為女人如花而驕傲，而更多的透出了無奈。女性的悲劇就從花一樣的生命形式開始，花是美的感性顯現，因而也就是對象化的存在，難以逃過風一樣的異己力量的摧折。而花的更大的敵人是時間，是水一樣的時間，因為在時間裡，開得再美的花都會凋謝。女性的花容月貌，在時間的流逝中，終將變成枯枝敗葉，正所謂「昔日豐滿的血肉之軀，/只剩下一張帶血的皮，和一把嶙峋的骨頭」（《多麼愛》）。時間是生命真正的威脅力量，對於女性尤甚。因此，「『所有的女人都在憔悴，/所有的女人都在心痛。』」（《她們仨的視頻對話》
用花的衰謝譬寫女性殘敗的生命情景，令人想起台灣詩人杜國清的《花》：「成熟的女人長着三朵花/一朵在發上像山頂的月亮/一朵在胸前像湖上的白鳥/一朵在恥部像幽暗的蜂房//女人/以發上的花微笑/以胸前的花呼吸/以恥部的花/完成自己//成熟的男人知道怎樣/使她開花一次又一次/直到秋野上一棵枯樹/被風颳倒」。這顯然是男性視野中的女性——作為欲望對象的被動性存在。阿毛的女性意識與之絕然不同，它超越了他者化的女性生命價值觀，發現了女性身上曾經被忽略的精神性：女人如花，不是肉體，而是靈魂。女性不應是他者的，而應是自我的。女性生命不只是外在的，更應該是內在的。只要能確證內在的自我，真正擔當起生命的責任——愛與勞作，女性就能夠抵抗時間對生命的剝蝕：「她凋零着，讓靈魂最終跨出肉體/還原成來處的一朵花，或一隻鳥，棲息在時間裡。」（《女人辭典》）
對於女詩人來說，她的靈魂的形式就是詩歌，詩歌寫作能夠通過文字這一介質把生的疼痛（「淚水」）轉化成「珍珠」和「寶石」。縱使生活給人雪一般的寒冷，但是能看透生活的真相，也就戰勝了它。就如同加繆把西西弗斯的苦役視為悲壯之舉，也就獲得了「對真理的絕對的情感」。通過寫詩來尋求生存的意義，詩人所感受到的疼痛，就不只是女性獨有的，而是現代人共同的困境。因為我們共同所處的，是海德格爾所指出的重物質而輕靈魂的人類的夜半。阿毛正是這樣的時代境遇里認同了「尋找」的詩寫責任：「為流浪的身軀找一個依靠，為心找一個家園，/為手找一架琴，為眼淚找一顆珍珠，/為鏡子找一些完美的形象。」詩人正是在「物質取代精神的桂冠成為王者」的午夜裡，為了「讓靈魂與靈魂相遇，/像露珠疊印露珠，心照見心」而寫詩，所以，「詩正是詩人在午夜吐出的月亮」。（《午夜的詩人》）
由此可見，感性化的風花雪月的意象構成，並非不承載形而上的存在之思。只不過，詩人對生存意義的追問，無不來自她的作為一個女性對「歲月的雪天」的深切體驗。正如她在《以前和現在》里告知的，只有「在生活的裡面」才知道有「多麼痛苦」。與常人不同的是，女詩人對存在更敏感，所以能感到「世上萬物都會疼」，「走過的石頭也會疼」，並覺得「任何一個事物的疼/都是我們的某一部分的疼」。（《石頭也會疼》）有疼痛感是因為清醒：「太清醒了，就會疼/頭疼，腳疼/皮膚疼，血肉疼，骨頭疼/最後疼得沒有了身體/卻還有疼的靈魂」。要擺脫這種疼痛，除非「睡在文字里/睡在詩里，睡在預言裡/永不醒來」。（《永不醒來》）詩人揭示了「我疼故我在」的生存悖論，也找到了戰勝虛無的方式，她賦予了文字以生命本體意義：「是文字讓時間說：/『青春逝去，但仍能記憶；/愛死去，但仍能呼吸。』」（《青春之憶》）她期冀藉助文字「度過午夜」，「走進詩里」，「讓我的世界安心」。（《消逝之前》）阿毛是幸運的，當她唱着「白色的紙上，長着黑色的鑽石」（《唱法》），她就為自己也為我們的風一樣飄蕩的靈魂找到了歸宿。[1]
作者簡介
畢光明，男，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評論與研究工作，海南省作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