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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相思·汴水流

《長相思·汴水流》

作品名稱: 《長相思·汴水流》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長相思·汴水流》[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這首詞是抒發「閨怨」的名篇,構思比較新穎奇巧。它寫一個閨中少婦,月夜倚樓眺望,思念久別未歸的丈夫,充滿無限深情。詞作採用畫龍點睛之筆,最後才點出主人公的身份,突出作品的主題思想,因而給讀者留下強烈的懸念。

上片全是寫景,暗寓戀情。前三句以流水比人,寫少婦丈夫外出,隨着汴水、泗水向東南行,到了遙遠的地方;同時也暗喻少婦的心亦隨着流水而追隨丈夫的行蹤飄然遠去。第四句「吳山點點愁」才用擬人化的手法,婉轉地表現少婦思念丈夫的愁苦。前三句是陳述句,寫得比較隱晦,含而不露如若不細細體會,只能看到汴水、泗水遠遠流去的表面意思,而看不到更深的詩意,這就辜負了作者的苦心。汴水發源於河南,古汴水一支自開封東流至今徐州,匯入泗水,與運河相通,經江蘇揚州南面的瓜州渡口而流入長江,向更遠的地方流去。這三首是借景抒情,寓有情於無情之中,使用的是暗喻和象徵的手法。「吳山點點愁」一句,承「瓜洲古渡」而入吳地,而及吳山,寫得清雅而沉重,是上片中的佳句。「吳山點點」是寫景,在這裡,作者只輕輕一帶,着力於頙的「愁」字。著此「愁」字,就陡然使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吳山之秀色不復存在,只見人之愁如山之多且重,這是一;山亦因人之愁而愁,這是二;山是愁山,則上文之水也是恨水了,這是三。一個字點醒全片,是其筆力堪稱強勁。

下片直抒胸臆,表達少婦對丈夫長期不歸的怨恨。恨」且「悠悠」,無窮無盡,思念之深、等待之久,亦由此可知。而要此恨消除,除非愛人歸來,所以詞中說「恨到歸時方始休」,——這一句既是思婦的心理活動,也是詞人揆情度理給她的思念所作的結論。「月明人倚樓」句,或解釋為愛人歸來之後雙雙倚樓望月,即把這一句作為「恨到歸時方始休」的補充句;或解釋為思婦對着汴泗懷念愛人的時間、地點。在這兩種解釋中,本文取後者。月明之夜,思婦難寐,正是懷人念遠之情最濃重的時刻。這個結句極富意境,有深化人物形象和升華主題的作用。

這首詞體現了作者純熟的寫作技巧。他以月下脈脈的流水映襯、象徵悠悠綿綿的離情別緒,深沉的思念和由此而產生的怨恨情緒;外景中明明的月光,長長的流水,點點的遠山,與思婦內心世界中悠悠的思怨,極為和諧地統一在一起;且又頻用疊字疊韻,句句押韻,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風味,就自然形成了一種行雲流水之致,這與寫「流水」、「相思」十分貼切。所以這首詞雖然只有三十六個字,卻不失為一件玲瓏剔透的藝術珍品。

目錄

詩詞正文

譯文

懷念丈夫的思潮,就像那汴水、泗水一樣朝着南方奔流,一直流到瓜州渡口,愁思像那江南群山,起起伏伏。

思念呀,怨恨呀,哪裡才是盡頭?除非你歸來才會罷休。一輪皓月當空照,而我倚樓獨自憂愁。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7]

視頻

百家講壇.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

讀《長相思·汴水流》作者白居易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