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一份淳樸的關愛
作品欣賞
星期五下午，我一下班就像往常一樣馬不停蹄的趕往汽車站坐車回家看望已闊別一個星期的妻兒。對於一個剛做四年多父親的我而言，一個星期的離別甚是漫長，所以很迫切地希望快點回到家中，抱抱兒子。
可是，剛上到回家的汽車我一下傻了眼，原本買了第二號的座位牌號卻無端跑到了最後一排，而最後的兩個座位牌號貼在了原來的第一、第二號座位，我非常地生氣，立即找汽車司機和檢票員理論，汽車司機的回答更讓我氣憤，「車的牌號我喜歡怎樣貼就怎樣貼，你買到什麼座號就按照貼的座牌坐。」司機好像理直氣壯地回答，而檢票員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冷淡地跟我說，叫我找司機談，他們干涉不了。在我和司機理論的過程中，車上幾十個人沒有任何一個人出面為我說過一句公道話，都置身事外，就連原本買了第一號座位的那個人也自始自終都沒有露面。無奈之下，我只能忍氣吞聲地往車尾座位走去，當走到車尾時一眼看見一個男子靜靜地坐在貼着第一號座牌號的座位上，我恨他沒有出面說話所以不願意和他一起坐，看到隔壁還有空位就坐過去了。
一路上，我心中終是為剛才的事情悶悶不樂，不停地思索，為何現今的社會，大家對面前那些不公的現象，都能置之度外？看到公車上的偷竊、搶劫，又有誰敢出面制止？七旬的老人被車撞倒又有誰敢上前扶他一把？這一切或許因隨着經濟時代的發展，我們的內心世界也已不再淳樸，變得聰明了，學會了「明哲保身」。
記得小時候，家鄉里大家生活貧苦，思想淳樸，誰家有困難，鄰里鄉親都主動伸出援手，平日裡大家都姐妹、兄弟、叔侄相稱，而現今大家過上了好生活，家家戶戶起了一棟棟的小洋樓，用上了彩電、空調、冰箱，甚至小橋車等，隨着這些的變化，大家不再姐妹、兄弟、叔侄相稱，陌生如路人，誰家遇到了困難，大家也學會了「明哲保身」，我想這一切的變化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的思想不再淳樸，沒有了以前的那種「傻」吧。
經過了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終於到了家裡的車站，大家都忙着下車，當我走到車中間位置的時候，突然看到了一個六十多歲的瘦老頭頭斜靠在車窗上還在酣然大睡，大家都似乎沒有看到，只顧着下車，我愣了一下，也當沒有看見地走了過去，當我剛走過去後突然聽到一個女孩叫道：「叔叔，快醒醒，車到站了，下車了。」 我應着聲音回過頭來，看見一個身着紅色T恤短袖，穿着深藍色牛仔褲的十七八歲的女孩正用手輕輕的拍在瘦老頭的肩膀上，瘦老頭被叫醒後，連忙感謝女孩。
就這樣的舉手之勞，我們都熟視無睹，偏偏只有這個女孩熱情為之，想着這些，我臉有點羞紅，不知這個女孩什麼時候上的車，如果在我和司機理論的時候，她也在的話，我想她或許會出面支持我吧。接着，我急忙走下了車，當時下着濛濛細雨，由於沒有帶雨傘，我加快了腳步，突然剛才叫醒那個瘦老頭的女孩撐着傘追上了我說：「大哥你好，你要去哪裡，我一起遮你過去吧」，看着女孩的天真可愛，我就和她說，我要到候車亭坐公車。女孩遮我到候車亭後，我要謝謝她，她卻笑了笑，轉身走了，望着她慢慢模糊的背影消失在雨中。在現今的花花世界，有多少人能保持內心那顆淳樸之心不被污染，有多少人願意再做「傻人」。[1]
作者簡介
楊絳（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劇作家、學者。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與丈夫錢鍾書一同留學於英、法等國，回國後歷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西語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劇本有《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散文《將飲茶》《幹校六記》；譯作有《1939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其中寫於1984年的《老王》被選為初中教材。沉定簡潔是楊絳作品語言特色。看起來平平淡淡，無陰無晴。然而平淡不是貧乏，陰晴隱於其中，經過漂洗的苦心經營的樸素中，有着本色的絢爛華麗。乾淨明晰的語言在楊絳筆下變得有巨大的表現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