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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亂

來自網絡的圖片

西晉懷帝永嘉之亂為什麼會發生永嘉之亂,是西晉懷帝永嘉五年,匈奴軍隊在劉淵之子劉聰率領下擊敗西晉京師洛陽的守軍,攻陷洛陽並大肆搶掠殺戮,更俘擄晉懷帝等王公大臣的一場亂事。導致西晉於316年滅亡。永嘉之亂為什麼會發生呢?[1]

政治背景

八王之亂

晉武帝滅亡東吳政權,成功統一三國,開天人之功,成霸王之業。

但是,他完成大一統之後就開始縱情聲色,又無遠大眼光,拒絕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歸附。「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即持這種觀點。

同時,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卻引致持續十六年的大混戰八王之亂,令晉朝實力嚴重下滑。

八王之亂戰火東起河南鄴郡,西至長安,範圍不限於中央,導致生靈塗炭,盜賊四起。中原地區雖然經由曹魏及晉初數十年的整飭,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變故,人民戰死餓死百萬以上,令晉室國力大減。

八王之亂後期,晉室分裂,匈奴劉淵占據平陽、氐人李雄占據成都。羯人石勒、王彌等率軍隊乘虛流竄,轉戰大河南北。房玄齡等編纂的《晉書》,將八王之亂視作永嘉之亂的一個主要原因。

政治腐朽

西晉政治黑暗,士大夫雖身系國家要職,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談,相率鄙棄政事俗務,以此為清高,如王戎、王衍、樂廣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論世事。

錢穆《國史大綱》謂西晉由君主至世族皆無氣節,如匈奴劉聰問晉懷帝為何有骨肉相殘之事,懷帝說:「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貴為三公的王衍,竟勸石勒稱帝。因此錢穆評謂:「君臣男女,無廉恥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

權臣擅權

在永嘉之亂已露端倪時,八王之亂的勝利者司馬越着意於晉廷內部的權力鬥爭。晉惠帝中毒身亡後,司馬越擁立司馬熾、殺司馬覃,藉以打壓羊皇后的勢力。

不久司馬越與晉懷帝司馬熾又矛盾激化,於是他在外安插黨羽、在內威逼晉帝,結果既因所託非人使洛陽失去屏障,又因心懷不臣加劇晉廷內部矛盾,並且未能及時對劉淵和石勒進行有效打擊,對永嘉之亂的擴大起到推動作用。

民族背景

五胡內遷

兩漢以來,不斷與西北外族作戰,戰後基於「柔遠人也」的觀念,把投降的部落遷入塞內,與漢族雜居。

如漢文帝時,晁錯建議用重賞厚酬招胡民實邊;漢宣帝時,納呼韓邪「保塞內附」;東漢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數萬人居西河。凡此種種,都是「容胡」的措施,即使曹操也將降附的匈奴分為五部;分別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勢。到晉武帝的時候,郭欽指出「西北諸郡,皆為戎居」。

惠帝時的江統也強調關中百多萬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眾,人至萬萬。隨時會引發變亂。

西晉王朝未能徙胡

西晉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關中及涇、渭二水流域,勢如弧形,包圍晉都洛陽,形勢極不利。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欽請求徙胡族於塞外,並讓漢人充實邊境以對抗外族的禍患,然而晉武帝並沒有採納。

晉惠帝元康元年,江統作《徙戎論》,講述胡人的隱患,主張徙胡。晉惠帝也沒有採納。當時形勢已積重難返,即使要他們「各附本種,還其舊土」,也不可能,因此徙胡的論述到最後都成空談。加上政府容許胡人移入,最終只能加深胡漢兩族的矛盾。

胡族武裝逐漸強盛

東漢末年,朝廷與州郡為挽救戰亂的頹勢,於是招募胡兵,保衛疆土,如漢靈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黃巾。

魏晉也繼承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將匈奴編入軍隊,增強戰鬥力。晉武帝任命匈奴人劉淵為北部都尉、惠帝任命劉淵為五部大都督。

「用胡」的策略在八王之亂時更為普遍,如王浚,司馬騰用鮮卑人,成都王用匈奴。然而用胡的同時,胡人也知道了晉王朝的虛實,只要時機一到,一呼百應,便能起兵作亂。

與此同時,胡族的軍事實力也逐漸顯現出來。晉武帝時發生的秦涼之變中,禿髮樹機能屢敗晉軍,動亂持續十年。晉惠帝時又有齊萬年起事,晉廷主帥昏庸,折損大將周處。

軍事背景

據《晉書》當中記載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司馬炎吸取前朝教訓,罷除州郡的郡兵,削弱收回了州郡刺史太守的募兵統兵權力。同時又加強宗室的權力,《晉書·地理志》描述「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

地方勢力間兵力差距巨大,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因此當戰亂起,地方無兵可守,城池迅速淪陷。"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而地方卻無力阻止這些異族的的迅速壯大入侵。

地緣背景

并州以其獨特的地緣環境成為漢武帝「制天下命」的基地。至「漢末大亂,匈奴侵邊,雲中、西河之間,其地遂空,迄於魏晉,不立郡縣」。永嘉之亂,衣冠南渡的伏筆,至少在并州被東漢朝廷放棄,成為羌胡地時就已埋下。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胡」中,有南匈奴、諸部鮮卑和羯等三個胡族是從并州入塞或發跡的,其餘的氐、羌二族也曾進入并州,因而使并州很自然地成為民族大熔爐及中轉站;另一方面并州的地緣環境和情勢,決定了并州在地緣政治地位中的重要性。

并州兵騎雖然在東漢末年失去北假養馬之地,但是魏武侯在東北方面北征烏恆與公孫康締約;在西北方面穩定涼州。是時,三北中西漢斷匈奴左右臂的東夷校尉、戊己校尉皆在魏武侯手中得以保全。

但司馬懿聯合慕容鮮卑、烏丸、高句麗在魏滅燕之戰後,屠戮遼東士人,又內遷遼東民眾,導致幽州東北諸郡人口大減。隨後司馬懿以其軍威建立西晉,僅五十餘年,時至華北并州、東北幽州同時震盪,西晉無險可依逐滅亡。

自然背景

西晉自武帝太康二年開始的十年間,每年都有乾旱、饑荒發生,以致「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此後又發生蝗災瘟疫,引發大規模的災民流徙。西晉王朝對天災應對乏力,對天災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應對失當,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包括李特起義在內的一系列反抗運動,進一步削弱了晉王朝的統治。同時,北方大範圍的饑饉也造成關中和晉都洛陽糧食緊張,削弱了其抵抗外部進攻的能力。

經濟背景

晉武帝廢除屯田制,實施占田制及蔭客制,並以課田法課稅。占田制及蔭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擁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併購土地的問題並未解決。由於被蔭庇的農民只需向蔭庇者交租即可,國家稅收得由其他編民齊戶承擔,這使更多的農民轉蔭至大地主名下。

最後政府稅收短缺,世族獲得經濟特權。再加上西晉戰亂災害不斷且頻繁,對中國的小農經濟打擊極大,頻繁的災難摧毀了社會財富,均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的生存環境,削弱了政府和人民的承災能力,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2]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