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江南三首
| 《憶江南三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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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憶江南三首》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憶江南三首》[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詩人早年因避亂來到江南，曾經旅居蘇、杭二州。晚年又擔任杭、蘇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也與那裡的人民結下了深摯的友誼，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後，仍然戀戀不已。三首《憶江南》詞就是這種心情下的產物。作品表達了詩人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對以後文人詞的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白居易曾經擔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兩年，後來又擔任蘇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餘。在他的青年時期，曾漫遊江南，旅居蘇杭，應該說，他對江南有着相當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當他因病卸任蘇州刺史，回到洛陽後十二年，他六十七歲時，寫下了這三首憶江南，可見江南勝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幾個字來概括江南春景，實屬不易，白居易卻巧妙地做到了。他沒有從描寫江南慣用的「花」、「鶯」着手，而是別出心裁地從「江」為中心下筆，又通過「紅勝火」和「綠如藍」，異色相襯，展現了鮮艷奪目的江南春景。異色相襯的描寫手法，在大詩人杜甫的詩里常常可見，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兩種不同的顏色互相映襯，使詩意明麗如畫。白居易走的也是這條路，從他的詩里也可見端倪，「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春草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筆下，從初日，江花，江水之中獲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襯的手法而形成了人們想象中的圖畫，色彩絢麗耀眼，層次豐富，幾乎無需更多聯想，江南春景已躍然眼前。
這三首詞，從今時憶往日，從洛陽憶蘇杭。今、昔、南、北、時間、空間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頭兩句，都撫今追昔，身在洛陽，神馳江南。每一首的中間兩句，都以無限深情，追憶最難忘的江南往事。結句呢？則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記憶有一天能夠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因此，整個組詞不過寥寥數十字，卻從許多層次上吸引讀者進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經歷的各種情境，體驗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現的各種精神活動，從而獲得尋味無窮的審美享受。
這三首詞，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獨立性；而各首之間，又前後照應，脈絡貫通，構成有機的整體大「聯章」詩詞中，顯示出作者謀篇布局的高超藝術技巧。
目錄
詩詞正文
| “ | <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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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憶江南三首》>，<古詩文網> | ||
譯文
江南是個好地方，那裡的風光我曾經很熟悉。春天的時候，太陽從江面升起，把江花照得比火紅，碧綠的江水綠得勝過藍草。怎能叫人不懷念江南？
江南的回憶，最讓人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遊走在天竺寺中尋找中秋盛開的桂花，登上郡亭枕臥其上，觀賞起落的潮頭。什麼時候能夠再次去遊玩？
江南的回憶，再來就是容易想起蘇州的吳宮。喝一喝吳宮的美酒春竹葉，看一看吳宮的歌女雙雙起舞像朵朵迷人的芙蓉。什麼時候能夠再次去遊玩？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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