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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昌熾 ( 金石學家、文獻學家、收藏家)
原圖鏈接 來自搜狐網 金石學家、文獻學家、收藏家
出生	1849年
國籍	清→中華民國
別名	字蘭裳、鞠裳、鞠常，自署歇後翁
職業	金石學家、文獻學家、收藏家
知名於	擁有五百經幢館，藏書3萬卷
知名作品	《語石》 《藏書紀事詩》 《緣督廬日記》。

葉昌熾(1849年-1917年)，字蘭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後翁，晚號緣督廬主人。 原籍浙江紹興，後入籍江蘇長洲(今蘇州市)。晚清金石學家、文獻學家、收藏家。

光緒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官，參與撰《清史》，後入會典館，修《武備圖說》，遷國子監司業，加侍講銜，擢甘肅學政，引疾歸，有五百經幢館，藏書3萬卷。

著有《語石》、《藏書紀事詩》、《緣督廬日記》等。

人物生平

葉昌熾早年就讀於馮桂芬開設的正誼書院，曾協助編修過《蘇州府志》。1889年應試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京任職於國史館、會典館等處。

1902-1906年擔任甘肅學政，在1906年由於清朝廢除科舉、因而也就廢除主管科舉的學政之官時被撤職。葉昌熾學識淵博，著有《語石》、《緣督廬日記》、《藏書紀事詩》、《滂喜齋藏書記》等書。

光緒三十二年(1908)撤銷各省學政，他不願再為官，遂退居故里，以讀書、著述、藏書終老。晚年取莊子"為善無近名，緣裻以為經"之義，自號"緣裻廬主人"。長於校勘，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蔣氏《鐵華館叢書》、潘氏《功順堂叢書》均由他審訂。一生遍訪大江南北各地藏書家，囊讀歷代藏書書目，自光緒十年(1884)開始，歷時七年撰成《藏書紀事詩》7卷。又經過其七年的修訂，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江標在長沙雕版刊行。專搜集各代、各地藏書家史實，對每位藏書家，各綴絕句一首，以抒其人特徵或寫其心愛珍藏。遍采正史、方志、筆記、官私簿錄、古今文集、野史稗乘，無不搜尋摘錄。潘祖蔭見書稿後，擊掌讚嘆不已。時代起於五代，迄於清末，收錄藏書家400餘人，附見290餘人。該書被稱為"中國藏書史詩"，亦為書林之掌故，並可考我國文化傳統之深遠，尤對研究圖書館史、中國藏書史、文化史等有極高的參考價值。繼此書之後，相繼有楊立誠《中國藏書家考略》、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莫伯驥《藏書紀事詩補續》、吳則虞《續藏書紀事詩》、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等數種記述古今藏書家著作，皆以此書為典範，開創了專門藏書家研究的先河。富藏書，積至3萬餘卷，藏書處有"奇觚廎"、"治廧室"、"緣裻廬"、"五百經幢館"、"辛臼簃"、"明哲經綸樓"等。編有《治廧室書目》、《五百經幢館藏書目錄》，著錄精本1000餘種。自己手抄圖書達近百種，為抄寫《上海縣誌》，曾"晨興夜輟，手腕幾脫"。精於金石學，收藏金石亦可觀，曾徒步走遍平涼、張掖、敦煌、邠州、西寧、秦州、酒泉、慶陽、涇州、寧夏等十多個府、縣，沿途所見古碑、舊刻皆親自臨拓，又在敦煌收得寫經31頁，莫高窟碑拓10餘通;故其收藏碑版、經幢古物具有較高的文物和文獻價值。

相關事件

葉昌熾在1902年2月被任命為甘肅學政，6月到蘭州上任。他的職責主要是按試諸生，考核教官，所以在4年中他巡行了甘肅省的各府州縣，大概只差敦煌縣沒有涉足了。葉昌熾來甘肅前，剛完成《語石》一書的初稿，所以他一到蘭州便開始收集河隴石刻資料作為補充，敦煌縣縣令汪宗翰就是他託付尋找資料者之一。葉昌熾大概在上任不久就接到汪宗翰關於莫高窟藏經洞情況的報告，所以他會托汪宗翰為《語石》一書代求些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碑刻資料，先後得到《大中五年(851年)洪辯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給水月觀音像》、絹本《水陸道場圖》、《大般涅盤經》四卷、梵文寫經31頁等;然後向甘肅藩台建議將所有這些古代文獻和文物運到省城蘭州保存。然而，敦煌離蘭州路途遙遠，葉昌熾估算這些東西光運費就要五、六千兩銀子，一時經費無處落實，於是就讓汪宗翰責令王道士暫將發現的文物和文獻放回洞中封存起來，等候處理。汪宗翰在1904年5月執行了這條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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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督廬日記》

這些情況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中略有記述。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三十年八月二十日( 1904年 9月29日)分別記載道: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陰《楊公碑》;《李大賓造像》，其陰《乾寧再修功德記》;經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四分，《皇慶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舊佛像一幅，所繪系水陸道場圖。……又寫經四卷，皆《大般涅盤經》。……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至門熔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據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大中碑》亦自洞中開出。

汪栗庵來公私兩牘。……又宋畫絹本《水月觀音像》，下有《繪觀音菩薩功德記》，行書右行，後題"於對乾德六年歲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題記"。……又寫經三十一葉。……皆梵文。以上經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在這兩則日記中，所說的汪栗庵就是汪宗翰，汪宗翰除了迷上一些敦煌文物文獻，還通報了藏經洞發現的情況，可是很不準確，給葉昌熾的印象只有數百個卷子，而且已經被各人瓜分了。這說明汪宗翰當時還沒有弄清楚莫高窟藏經洞的實情，可能只是聽了王道士的謊話，並沒有親到洞窟檢點。除此之外，葉昌熾還從敦煌文人王廣文手上得到一些敦煌文物和文獻。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記道:

敦煌王廣文宗海，以同譜之誼饋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寫經兩卷，畫像一幅，皆莫高窟中物也。寫經一為《大般若經》之第百一卷，一為《開益經》殘帙。畫像視栗庵所貽一幀筆法較古，佛像上有貝多羅樹，其右上首一行題"南無地藏菩薩"，下側書"忌日畫施"四字，次一行題"五道將軍"，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像。在一行題"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婦人拈花像，旁題一行雲:"故大朝大於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養。"元初碑版多稱"大朝"，然不當姓李氏。此仍為唐時物耳，公主當是宗室女，何朝厘降，考新舊《唐書》外夷傳或可得。

葉昌熾從王廣文處得到了藏經洞

葉昌熾從王廣文處得到了藏經洞的又一些重要文獻文物，並且進一步了解到莫高窟藏經洞的較真實情況。此前葉昌熾已讓汪宗翰責令王道士暫將發現的文物和文獻放回洞中封存起來，等候處理。但這顯然不合王道士的心思，所以王道士表面應承，其實仍然不斷從洞窟中取出一些來悄悄出售，以換得莫高窟的維修費用。就在這時，1906年，葉昌熾被撤職回鄉;第二年，已身在新疆的英國考古探險家斯坦因來到敦煌，得到了發現藏經洞的風聲，於是迅速來找王道士，用少量的銀子就取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獻。接踵而來的是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外國探險家，也都悄悄地"買"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文獻。

葉昌熾回鄉四年後，在《緣督廬日記》宣統元年十月十六日(1909年12月28日)及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又分別記道:

午後，張暗如來言，敦煌又新開一石室，唐宋寫經畫像甚多，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載而去，可惜也!俗吏邊氓安知愛古，令人思汪栗庵。

午後，張暗如來，攜贈《鳴沙山石室秘錄》一冊，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間所藏經籍碑版、釋典文字，無所不有。其精者大半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圖書館，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國守土之吏，熟視無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關，相距不過千里，已聞其室發現事，亦得畫像兩軸、寫經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寶藏，輶軒奉使之為何!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

葉昌熾在事隔數年之後

獲悉敦煌寶藏被法國人低價買走，萬分悲慨。但他不知這些藏經其實都出於同一藏經洞，還以為又發現了一個新窟。他開始懷念起能夠注意保護敦煌文物文獻的汪宗翰來，並且悔恨自己當時為何不再往西走上一千里路，親自到莫高窟看個究竟呢!他說當時"竟不能罄其室藏"，還是考慮經費問題，既然公家要撥五、六千兩銀子那麼困難，為何我不自己傾家蕩產來湊足這筆經費呢!這種精神是值得稱道的，但這種做法顯然是太書生氣了。王道士發現的文獻文物是國寶，並非某個人可以私自占有的，葉昌熾作為一省文化部門長官，完全有權下令收繳全部出土文物文獻。但可惜當時人們似乎不這樣認為，他們覺得誰發現了誰就可以據為己有。要不然，王道士有何法力長期據有這麼多稀世珍寶?

事後補救

還應注意的是，斯坦因"買"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獻之後，甘肅政府也很快得知了這個情況，並作了補救，但那補救的方法卻極其愚昧:由敦煌縣府責成王道士將部分經卷裝在兩個木桶中，桶表油漆彩畫，然後釘上蓋子。桶的中心被做成空的，套在木柱上，可以推動旋轉，立在佛殿一側，稱作"轉經桶"。除了這些裝入"轉經桶"的，其餘的經卷則仍令堆在洞中，由王道士"妥為保守，毋再遺失私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王道士沒有受到任何處罰，當然也就不會認真執行這樣的命令，所以造成敦煌文物文獻不斷流失的原因各方都有，而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則是主要原因。王道士在上"活佛"慈禧太后的疏中指稱一萬兩太后批撥的用以保護藏經洞文物的銀子一兩都沒有到他手中，這只能解釋為中途被各級貪官截走了;如果說此事可能原屬子虛烏有，王道士只是道聽途說，那麼後來北京下令將劫餘文獻全部運京並獎勵王道士六千兩銀子而最後王道士到手時只剩三百兩的情況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葉昌熾與劉承干二三事

葉昌熾一生遍訪大江南北各地藏書家，囊讀歷代藏書書目，最終撰成《藏書紀事詩》。《藏書紀事詩》搜羅書林掌故，對研究藏書家和藏書史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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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書稿、撰寫《藏書紀事詩》，葉氏的一生與藏書頗有淵源，就連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都還在校勘《嘉業堂四史》。葉氏能夠任職嘉業堂，幫助劉承干校勘《嘉業堂四史》，得益於繆荃孫的介紹。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王朝轟然倒下，隨着王朝命運的終結，那些忠於王朝的士大夫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其時乾坤顛倒、社會鼎革，為了躲避戰亂，前朝遺老紛紛移居上海。為求生存，別無他技的他們不得不依靠自己豐富的藏書和深厚的學術功底謀生，而變賣藏書和幫他人校勘也成了他們主要的謀生手段。

得益於大量遺老的湧入，上海成為當時書籍流通的重要樞紐。此時，劉承干憑藉雄厚的財力，身處上海這個古籍集散中心，大肆搜羅書籍，可以說，劉承乾的藏書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也成就了他日後「民國藏書第一人」的美名。劉承干藏書聲勢浩大，各地書商也是聞風而動，門庭若市，然其中也充實着偽本贗本，可謂泥沙俱下。識別鑑定，工作艱巨，非精於版本目錄學者難以勝任。其時，劉氏藏書已初具規模，其中不乏如宋本「四史」這樣的佳槧，同時，其也有意將藏書付梓刊刻，化身千萬，以利於學林。

就在劉承干求賢若渴之際，葉昌熾受辛亥革命的影響由蘇州移居上海。葉氏深厚的學識為劉承干所仰慕，因此劉承干相求繆荃孫，請求其為介紹，之後繆荃孫便作函葉氏。葉昌熾在日記中說：「得藝風函，為吳興劉翰怡（承干）介紹請見。」經由繆荃孫的介紹，兩人得以正式相識。一句為「吳興劉翰怡（承干）介紹請見」，之後，劉承干主動上門拜訪，對葉氏的學問給予了高度評價，盛讚葉昌熾於「目錄之學，甚為淵邃，考論金石尤為精確，殆老輩中佼佼者也」。

之後，兩人經常參加各種聚會。雖然聚會名目繁多，但鑑賞書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如紀念黃丕烈一百五十生辰大會，王雪澄、繆荃孫、劉翰怡、張均衡、徐乃昌、劉體乾、楊鍾義、李審言等滬上藏書家集聚一堂，出「士禮居舊籍有黃丕烈手跋者二三十種，陳列几案，縱覽觀賞」，以此懷念先賢。葉昌熾在此次聚會上作有《五月十一日蕘圃生日筱珊前輩招同王雪澄廉訪張菊生參議徐積余觀察南潯張石銘劉翰怡偕藝風堂藏書有蕘翁題跋者開尊共酌即席賦長句一首五疊前韻》。劉承干和張石銘為刊刻書籍，不定期舉辦各種書籍討論會，葉氏也在邀請之列，被劉承干「延至新齋看各種書籍，細談種切」。劉承干還專門派車接葉氏到寓所，邀其賞鑒自己收藏的宋元精槧。葉昌熾日記中還專門記錄了觀書之事：「所見古書以蜀大字本《史記》為最佳，無《索隱》、《正義》，但有《集解》，亡友西蠡同年之物。尚有宋槧《宋書》、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藝風之《守山》、《學津》兩巨編亦歸於劉。」可見，葉昌熾對劉承乾的藏書是深表讚賞的。對藏書刻書的共同愛好，成了兩人增進感情最好的潤滑劑，隨着交集日益增多，兩人的關係也日益密切。

可惜，當年的六月份，葉氏患便秘二十餘日，病情一度十分嚴重，劉承干介紹了灌腸之法，病情方才有所轉機。此後，葉氏離開上海返回蘇州靜養，兩人的聯繫也日漸減少。

等到葉氏入住劉承干位於上海愛文義路八十四號的劉宅，是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份了。此時，葉氏的經濟狀況日漸惡化，「為療貧計」，不得不將苦心經營的紗緞莊折本歸併於他人，花費畢生精力收藏的碑版也轉手與劉世珩，留下了「三十年心力盡在是矣」的感嘆。手頭拮据、年事已高的葉氏只得通過幫人校勘度日，雖然其間同為南潯藏書家的張石銘請求葉氏為其所藏宋元書籍編目，但終因期限太短而作罷。最後，葉氏接受了劉承乾的邀請，入住劉宅，專心校勘宋本「四史」。與此同時，海上著名藏書家劉蔥石先生也聘請葉氏編纂《碑目》，且待遇優厚，而葉氏毅然赴劉承干之約，箇中緣由，我想除了劉承干對其禮遇之外，葉氏患便秘之時，劉承干及時介紹灌腸之法，助其緩解病情應該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其實，在葉氏正式入住劉宅之前，葉氏已經和劉承干就「四史」的刊刻作過溝通，並善意地提醒劉承干，「刻四史，誠不朽盛業，但茲事體大，雖得良工影寫，校栞收掌，無事不需才。為籌全局，未可以貿然從事也」，對劉承干「四史」的刊刻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葉氏受聘嘉業堂校勘「四史」的時間很短，前後僅為一年的時間，又加上年事已高，最終還是沒有完成全部「四史」的校勘，只完成了《史記》的校勘，這對「四史」的校勘出版是一個不小的遺憾，

入住劉宅後，葉氏開始《史記》的校勘工作。對此，葉氏傾注了自己極大的心血，其校訂的《史記》，以嘉業堂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記》為母本，而以震澤王氏本、嘉靖李元陽本、南北監本、評林本、汲古閣本、鄂局翻王本、陳明卿·鍾伯敬評本、柯維熊本、江寧局本等為之互校，後又借得寶禮堂藏宋大字本《史記》互為校訂。能夠借得寶禮堂宋大字本《史記》，葉氏欣喜萬分：「宋大字本《史記》借的南海潘氏本，與翰怡藏本互勘。潘本亦有石蒙正、潘旦結銜，且多曆書後一處，當是原本如此，而翰怡本則有補版矣……翰怡本鈔配甚多，既可以潘本補闕，而潘本年表亦缺五卷，適為翰怡本所有。彼此相足，可成一完全善本，真快事也。」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葉氏還想着《史記》，生怕自己死後致使《史記》散佚，特別差陸升將《史記》送還劉承干。葉氏採用多種版本《史記》互校，彼此相補，才成完善之書，嘉業堂所刻宋本《史記》出刊之後，名噪一時，深受好評，多賴葉氏之功。

在校勘上，葉氏嚴格把關；在刊刻上，葉氏也是一絲不苟，刊刻《史記》用紙為宣城所定製，寫版也請來了當時最為著名的陶子麟。為確保《史記》的刊刻質量，葉氏更是多次與陶子麟溝通，在筆力、體例等方面提出明確要求，務必使刊刻書籍「與原本一律」。在刊刻《史記》之前，先刊刻其《邠州石室錄》為發軔之始，通過刊刻此書，為《史記》的刊刻積累經驗。

葉氏任職嘉業堂期間，除了校勘「四史」之外，還為嘉業堂鑑別審定古籍。「翰怡淫於書，書估踵門者如市。舊刻舊鈔，日為評騭」，其中，葉氏自然也貢獻頗多。抱經樓、莫氏影山草堂、繆氏東倉書庫、繆氏藝風堂等藏書散出歸於嘉業堂，均經葉氏鑑定。繆荃孫寄居上海虹口聯珠樓，其所藏宋本十四種、鈔本四種，以二萬元歸之嘉業堂。經葉氏過目鑑定收藏之書，均為宋、元、明善本，其中頗多珍本秘籍。

葉氏為嘉業堂鑑定書籍的大宗，當屬寧波抱經樓散出之書。抱經樓主人盧文昭，號磯漁，晚號弓父。人稱抱經先生，清乾隆壬申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生平精於校讎，家藏圖籍數萬卷，手自校勘，精富無比。當時抱經樓藏書散出，滬上書商聽聞，集股四萬七千元前往寧波，捆載而來，以為奇貨可居，想高價賣與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此時袁克文寓居上海，正在不惜重金收藏宋本，因此書商起初索價十八萬元之巨。不想袁世凱此時突然去世，袁克文無力收書，書價也一落千丈。其後，書單送至嘉業堂，最終，經由葉氏鑑別審定，計甲種二十五種、乙種十八種，共收四十三種。

一九一七年五月，葉氏離滬返蘇，不久病逝。葉氏和劉承干相識也晚，真正受聘嘉業堂的時間更短，但就是在這短短的一年時間裡，葉氏為劉承干鑑定古籍、校勘「四史」，可以說為嘉業堂的發展作為出了卓越的貢獻，為嘉業堂的全盛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