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二集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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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且介亭雜文二集》是魯迅的一部雜文集 收錄了魯迅在1935年所寫的雜文四十八篇。包括《隱士》，《漫畫而又漫畫》，《人生識字胡塗始》，《論「人言可畏」》，《再論「文人相輕」》，《名人和名言》，《逃名》，《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論新文字》等。
魯迅作品集且介亭雜文二集收錄完成。這一本的編輯的體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寫作的時候。凡在刊物上發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經過官廳的檢查，大約總不免有些刪削，不過我懶於一一校對，加上黑點為記了。只要看過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話。
作者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少年時期 光緒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新台門周家。幼名阿張，長根，長庚，學名周樟壽。 光緒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書屋從壽鏡吾讀書，課餘影描圖畫。與章閏水建立友誼。 光緒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獄，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全家避難於鄉下。每每為父親出入於質鋪及藥店，遭人冷眼。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父親去世。家境益艱。於本年開始寫日記。 光緒
內容預覽
一九三五年末經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閒書屋初版。 好像有人說過，去年是「翻譯年」〔２〕；其實何嘗有什麼了不起的翻譯，不過又給翻譯暫時洗去了惡名卻是真的。 可憐得很，還只譯了幾個短篇小說到中國來，創作家就出現了，說它是媒婆，而創作是處女。〔３〕在男女交際自由的時候，誰還喜歡和媒婆周旋呢，當然沒落。後來是譯了一點文學理論到中國來，但「批評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現了，說是「硬譯」，「死譯」，「好像看地圖」〔４〕，幽默家還從他自己的腦子裡，造出可笑的例子來〔５〕，使讀者們「開心」，學者和大師們的話是不會錯的，「開心」也總比正經省力，於是乎翻譯的臉上就被他們畫上了一條粉。 但怎麼又來了「翻譯年」呢，在並無什麼了不起的翻譯的時候？不是誇大和開心，它本身就太輕飄飄，禁不起風吹雨打的緣故麼？ 於是有些人又記起了翻譯，試來譯幾篇。但這就又是「批評家」的材料了，其實，正名定分，他是應該叫作「嘮叨家」的，是創作家和批評家以外的一種，要說得好聽，也可以謂之「第三種」。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樣，並不大聲，卻在那裡嘮叨，說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譯完了嗎，你們只在譯別人已經譯過的，有的還譯過了七八次。 記得中國先前，有過一種風氣，遇見外國——大抵是日本——有一部書出版，想來當為中國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報上登出廣告來，說「已在開譯，請萬勿重譯為幸」。他看得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譯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約的居多；不過別人卻也因此不敢譯，新婦就在閨中老掉。這種廣告，現在是久不看見了，但我們今年的嘮叨家，卻正繼承着這一派的正統。他看得翻譯好像結婚，有人譯過了，第二個便不該再來碰一下，否則，就仿佛引誘了有夫之婦似的，他要來嘮叨，當然羅，是維持風化。但在這嘮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畫出了自己的猥瑣的嘴臉了麼？ 前幾年，翻譯的失了一般讀者的信用，學者和大師們的曲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譯本身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常有胡亂動筆的譯本。不過要擊退這些亂譯，誣賴，開心，嘮叨，都沒有用處，唯一的好方法是又來一回復譯，還不行，就再來一回。譬如賽跑，至少總得有兩個人，如果不許有第二人入場，則先在的一個永遠是第一名，無論他怎樣蹩腳。所以譏笑復譯的，雖然表面上好像關心翻譯界，其實是在毒害翻譯界，比誣賴，開心的更有害，因為他更陰柔。 而且復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復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後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語跟着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復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何況中國其實也並沒有譯過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經有，中國的新文藝倒也許不至於現在似的沉滯了。 三月十六日。 [1]
參考文獻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學》月刊第四卷第四號「文學論壇」欄，署名庚。 〔２〕「翻譯年」當系一九三五年。《文學》第四卷第一號（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學論壇」欄載有《今年該是什麼年》一文，其中說：「過去的一年是『雜誌年』，這好像大家都已承認了。今年該是什麼年呢？記得也早已有人預測過——不，祝願過——該是『翻譯年』。」 〔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鐸》月刊第二卷第五號發表致該刊編者李石岑的信中說：「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認為「處子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４〕指梁實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發表的《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中，指摘魯迅的翻譯是「硬譯」、「死譯」，並說：「讀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參看《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