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開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尋開心」》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我有時候想到，忠厚老實的讀者或研究者，遇見有兩種人的文章，他是會吃冤枉苦頭的。一種，是古里古怪的詩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幾年前的所謂未來派的作品。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沒意思的硬連起來的，還加上好幾行很長的點線。作者本來就是亂寫，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意思。但認真的讀者卻以為裡面有着深意，用心的來研究它，結果是到底莫明其妙，只好怪自己淺薄。假如你去請教作者本人罷，他 定不加解釋，只是鄙夷的對你笑一笑。這笑，也就愈見其深。
還有一種，是作者原不過「尋開心」，說的時候本來不當真，說過也就忘記了。當然和先前的主張會衝突，當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會衝突。但是你應該知道作者原以為作文和吃飯不同，不必認真的。你若認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語堂先生為什麼會稱讚《野叟曝言》。不錯，這一部書是道學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結晶，和「性靈」緣分淺得很，引了例子比較起來，當然會顯出這稱讚的出人意外。但其實，恐怕語堂先生之憎 「方巾氣」，談 「性靈」，講「瀟灑」，也不過對老實人「尋開心」而已，何嘗真知道「方巾氣」之類是怎麼一回事;也許簡直連他所稱讚的《野叟曝言》也並沒有怎麼看。所以用本書和他那別的主張來比較研究，是永久不會懂的。自然，兩面非常不同，這很清楚，但怎麼竟至於稱讚起來了呢，也還是一個「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為有些事情萬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實，我們只要知道語堂先生那時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過稱讚《金瓶梅》的事實，就什麼駭異之意也沒有了。
還有一個例子。如讀經，在廣東，聽說是從燕塘軍官學校提倡起來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學校用的《經訓讀本》出版，給五年級用的第一課，卻就是「孔子謂曾子曰：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那麼，「為國捐軀」是「孝之終」麼?並不然，第三課還有「模範」，是樂正子春述曾子聞諸夫子之說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
還有一個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 《中華日報》上。那地方記的有「北平大學教授兼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贊成《一十宣言》原則的談話，末尾道：「為復興民族之立場言，教育部應統令設法標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氣節之名臣勇將，俾一般高官戎將有所法式雲。」
凡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歸之」和將來的臨陣衝突，或者查查岳武穆們的事實，看究竟是怎樣的結果，「復興民族」了沒有，那你一定會被捉弄得發昏，其實也就是自尋煩惱。語堂先生在暨南大學講演道：「……做人要正正經經，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業，……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尋開心，……」(據《芒種》本)這雖然聽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實是很可以啟發人的神智的： 這 「玩玩笑笑，尋開心」，就是開開中國許多占怪現象的鎖的鑰匙。
三月七日。
注釋和賞析
「尋開心」是上海方言開玩笑的意思。在這篇雜文中，魯迅舉了當時社會上三種開玩笑的表現：第一種表現是「遇見兩種人的文章，他是會吃冤枉苦頭的。一種，是古里古怪的詩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幾年前的所謂未來派的作品。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沒意思的硬連起來的，還加上好幾行很長的點線」。這些作品連作者自己也不明白，可是讀者卻以為大有深意。「用心的來研究它，結果是到底莫明其妙，只好怪自己淺薄」。「假如你去請教作者本人罷，他一定不加解釋，只是鄙夷的對你笑一笑。這笑，也就愈見其深!」魯迅認為這些作者明明在和你「尋開心」，你卻認真對待，結果是上了大當。如果說這些作者大都屬於青年，尚可原諒的話，那麼後兩種情況就太不該了。他舉的第一種情況便是林語堂的「尋開心」事例。當時他正熱衷寫小品文，提倡幽默，也因此就對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性靈說」極感興趣。所謂「性靈」，它指的是一個人的真實的情感和欲望以及每個人天生的特有的靈氣、才氣。文學作品就是上述情感、欲望、靈氣、才氣的反映，雖然這種主張因過份強調它得之於自然而忽略社會實踐，但在反對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方面是有進步意義。從現象上看，林語堂似乎也抓住了這個要點，他很崇拜袁中郎，他也大談「性靈」，講「瀟灑」，痛恨假道學們的 「方巾氣」。魯迅認為，你要信以為真的話，就會驚呼上當。有例為證：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是林語堂極力推崇的一本書，他說這是他喜愛讀的三本書之一，且名列榜首。時隔不久，聶紺弩就著文反駁，指出這本書的特點恰恰是「最方巾氣」。「不是性靈」。「否認思想自由」、「心靈不健全」、「白中之文」，這一切正好和林語堂一貫鼓吹的東西相反。對《野叟曝言》這本書，魯迅也是有研究的，他早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談過此書的特點：「凡人臣榮顯之事，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書幾畢載矣，惟尚不敢希帝王。至於排斥異端，用力尤勁，道人釋學，多被誅夷，壇場荒涼，塔寺毀廢，獨有 『素父』一家，乃嘉祥備具，為萬流宗仰而已。」對這種宣揚高官厚爵、六世同堂的俗不可耐小說，魯迅嗤之以鼻，而一向以清高自詡的林語堂卻大加稱讚。這實不可解，魯迅認為，讀者如果真的相信林語堂的鬼話，那「只能怪自己傻」，他幽默地道：「也許簡直連他所稱讚的《野叟曝言》也並沒有怎麼看。」因此，他告誡人們，對這些所謂社會名流所說的話不能 「太忠厚，太老實」。為了說明這一見解，他舉的另一個情況是廣東陳濟棠辦的燕塘軍官學校提倡尊孔讀經事。當時官定小學校用的《經訓讀本》。第一課就強調了孝，課文中說： 「孔子謂曾子曰：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在第三課更認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這就是說，作為子對父母的孝不僅在於平時的侍奉，即使遠出，也要全身而還。這與「為國捐驅」不是矛盾的麼?當時，北京大學教授李季谷就認為一個人要把忠放在第一位，如岳飛、文天祥、方孝儒。這不但與「全而歸之」相對立，而且查查岳武穆們的事實，究竟「復興民族」了沒有，這定會把人捉弄得發昏。這種尖銳對立的言論也同時出現在林語堂在暨南大學講演中「 『……做人要正正經經，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業，……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尋開心，……』」魯迅從他們的矛盾中，尤其是林語堂的言論中看出他們虛偽和玩世不恭的輕佻態度。指出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們實際上充當了反動派幫閒的「二花臉」(「二丑」)的角色。魯迅從他們言論中找出相互矛盾之處，用他們的手打自己的耳光，這樣一來，一個「二花臉」便活靈活現出現在舞台上了。如魯迅所指出的：「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 [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