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是替天行道嗎？實則為解決饑荒血流成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武王伐紂 |
武王伐紂」是替天行道嗎？實則為解決饑荒血流成河「武王伐紂」是一個中國人很熟悉的歷史典故。該典故的基本情節是這樣的：「商紂王腐敗殘暴，耗盡國力對外征伐，同時修築豪華宮殿，對百姓徵收繁重的賦稅，還施用酷刑殘害人民。於是周武王聯合其他諸侯，共行天罰，與商軍在牧野決戰。商軍痛恨紂王，陣前倒戈，周軍兵不血刃滅了商朝。」這個帶有強烈道德說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於《史記》。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記載的商周鼎革，並不是這種面貌。[1]
「武王伐紂」是一個中國人很熟悉的歷史典故。該典故的基本情節是這樣的：
「商紂王腐敗殘暴，耗盡國力對外征伐，同時修築豪華宮殿，對百姓徵收繁重的賦稅，還施用酷刑殘害人民。於是周武王聯合其他諸侯，共行天罰，與商軍在牧野決戰。商軍痛恨紂王，陣前倒戈，周軍兵不血刃滅了商朝。」
這個帶有強烈道德說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於《史記》。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記載的商周鼎革，並不是這種面貌。
商、周衝突已久
《史記·殷本紀》里記錄了一個傳說：商朝國君武乙，曾褻瀆周人信奉的天神。後來，武乙在黃河與渭水之間打獵，被天雷給劈死了。黃河與渭水之間，是周人統治的核心地區，武乙被雷劈死在這裡，意味着他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懲罰。
傳說之中的情節未必是史實，但傳說的存在仍可以傳遞出某些信息。在日本學者白川靜看來，周人有一種「對天的信仰」，武乙在周地被雷劈死的傳說，「可視為其宗教糾紛的表現」，透露出周人和商人之間曾因宗教問題發生過激烈的衝突。先秦史學者許倬雲則認為，在這個傳說里，武乙跑到周人的地盤上打獵，「多少有以兵威鎮懾周人」的用意，他被雷劈死的結局太過古怪，有可能是為了掩蓋他的真正死因。
不管真實情形如何，「武乙在周地被天雷劈死」這個傳說，至少可以說明商、周之間早已存在矛盾。
另據古本《竹書紀年》，商君武乙統治期間，周王季歷在位。他率領周人，不斷對外開疆拓土。先是奉商的命令，去征討西北的鬼方，歸來後得到了商君武乙的賞賜，「賜地三十里、玉十轂、馬八疋」。之後又率軍征討戎狄，因功被信任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為「牧師」，也就是諸侯之長。文丁七年，季歷率軍「伐始呼之戎」，勝利而歸；文丁十一年，又率軍「伐翳徒之戎」，俘虜了敵方的三名重要官員。周人的不斷擴張，讓商人倍感威脅。商君文丁遂設法囚禁了季歷，然後又殺死了他。
季歷死後，長子姬昌即位，也就是後世通稱的周文王。姬昌繼續擴張周的勢力，且在商君帝乙二年，發動過一次意在復仇的伐商戰爭。帝乙選擇與姬昌聯姻作為安撫手段，化解了這場衝突。帝乙死後，紂王即位，封姬昌為「西伯」，即西部諸侯首領。再後來，姬昌觸怒商王，一度被囚禁在了羑里。脫離囚禁回國後，姬昌繼續維持對商的表面臣服，同時積極擴張，先後滅了密、黎、邘、崇等諸侯。
替天行道不如「解決饑荒」可信
按照《史記》的描述，周武王率軍伐紂是在替天行道。
為凸顯「天道在周」，太史公記錄下了「孟津觀兵」這樣一個故事。其基本情節是：周武王與各路諸侯率軍在孟津相聚，其他諸侯都說「紂可伐矣」，是時候討伐商紂了，周武王卻回應說天命未到，「未可也」。直至兩年後，商紂殺害比干、囚禁箕子等一系列惡行傳來，周武王才遍告諸侯，說「殷有重罪」，已到了不能不討伐的地步，繼而打出了「共行天罰」的旗號。
這段故事，在事理上有許多不可理喻之處。一者，「孟津觀兵」本就是為了伐紂，即便只是「軍事演習」，也仍形同對商的一種武力挑釁。二者，周及諸侯之軍群集孟津並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論局勢瞬息萬變，此刻的盟友一年後、兩年後未必還是盟友，單就人力物力的消耗而言，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周武王率性擅自解散聯軍，既等於放任敵人充分備戰，也等於無故消耗盟友國力，幾與「烽火戲諸侯」不相上下。鑑於「孟津觀兵」一事在《史記》之前不見於典籍，事理邏輯又如此不同，其真實性可以說相當可疑。
如果替天行道、共行天罰之說不成立，武王伐紂的真實原因又是什麼？
《左傳·僖公十九年》中，記錄了一個很重要的史實：
「昔周飢，克殷而年豐。」
民國歷史學者張蔭麟，據此在其《中國史綱》一書中推測認為，牧野之戰很可能是一場「周人掠奪糧食、競爭生存之戰」。
考古發現證實，商末氣候惡化，確曾發生過乾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發掘的墓葬和水井，呈不斷加深的傾向，這說明地下水位在持續下降。在甲骨文中的卜辭里，也能見到：自商君文丁開始，商人祭祀用的牲畜，最多只有「三牢」或「五牢」；在此之前，商人一次祭祀所使用的牲畜，往往會有數十乃至數百頭。牲畜的減少，或許正與氣候乾旱水草退化有關。古本《竹書紀年》里的「洹水一日三絕」，《國語》里的「河竭而商亡」等記錄，似也與上述氣候變化相吻合。
長期研究西北歷史環境的學者王暉與黃春長認為，乾旱迫使商人向東南發展，也迫使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資源較充足的地方遷徙。資源短缺帶來的競爭，最後引發了商周之間的牧野決戰：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戰發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導火索是為了解決因旱災發生饑荒的生存危機，是周人為了尋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舉動。」
「解決饑荒」之說，雖不是百分百的定論，但它有史料和考古佐證，也符合事理邏輯，顯然要比用道德說教構築起來的「共行天罰」之說更為可信。
兵不血刃只是幻象
為了凸顯「天道在周」，《史記·周本紀》里還記錄了一則「商軍倒戈」的故事，說聯軍來到牧野時，商軍全都沒有戰鬥的欲望，反希望周武王趕緊入城滅了商紂。這些人「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紛紛調轉兵器的方向，去給滅商聯軍帶路。
民國史家呂思勉認為，商君倒戈的內容並非史實，而是太史公為了對後世的統治者做道德說教，自己加上去的。他更相信《逸周書·克殷》里對牧野之戰過程的記述。那裡面說：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
周人與商人競爭交惡，已有至少四代人的歷史。商人不會對周人掉以輕心，周人也不會幻想商人會擁戴周武王。相較之下，《尚書·武成》說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春秋文耀》說「牧野之戰鬼哭」，這些與《史記》大相徑庭的記載，顯然要更合情理。
先秦知識界否認牧野之戰「血流浮杵」，大約始於孟子。因為渲染武王伐紂兵不血刃，有助於佐證孟子一派「仁者無敵」的政治理念。
其實，孟子否定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的理由，可謂簡單粗暴。他在《盡信書不如無書》篇里說，完全相信《尚書》，那就還不如沒有《尚書》，對《尚書.武成》篇里的記載，我只信其中的兩三塊竹簡。最不信的，就是裡面說牧野之戰血流漂杵：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的用意是好的。他想要用「仁人無敵」這樣的說辭，來誘使自己所處時代的君王們，都來做仁者，不要做暴君。但他的論證卻毫無邏輯可言——「仁人無敵」是一個需要被證明是否成立的結論，並不能直接拿來做論據，進而否定牧野之戰的血流漂杵。孟子玩了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證：「牧野之戰周武王兵不血刃」證明了「仁人無敵」；「仁人無敵」證明了「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是不可能的」。
鑑於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有太多仁者被殘暴者擊敗的案例（當然，這並不是說紂王是仁者），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里，尖銳批評過孟子的上述論斷。他直言，「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較之道德說教構築的兵不血刃幻象，梁啓超更願意相信《逸周書》里所記載的「武王殘暴之狀」。
因為後者更合事理邏輯，在歷史上更常發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