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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真谛和尚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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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真谛和尚的传奇经历,真谛到中土之梁代,适值时局动荡,战乱不停,他栖无定所,四处飘泊,随方弘化,译经不辍。自梁至陈,凡二十三载,所译经典,共六十四部,计二百七十八卷。主要译典有:《金光明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唯识论》、《俱舍论》、《佛性论》、《无上依经》、《决定藏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节经》、《部执异论》、《中边分别论》、《大乘起信论》等。详见《大唐内典录》卷四、卷五

原文

拘那罗陀,汉地称亲依,或叫波罗末陀,意译为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位于印度之古吉拉特以东,即今乌贾因)人,风神俊拔、气宇清肃,道行澄明。博览群籍,艺术技能,无所不通。虽然融通佛理,而以通道知名。曾不畏艰险,长途跋涉难关,遍游诸国,随机缘而见识。

梁武帝时,佛法隆盛,大同年间,敕张泛等,送扶南(南海古国)献使回国,并礼请名僧大德,搜求大乘经论等。真谛对于萧梁弘重三宝,以利生济世之事早有所听闻。当彼国欲让真谛携带经论到梁朝去时,他欣然从命。于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之后,沿途停留,历时二年,于太清二年闰八月(公元五四八年)抵达京都建业,梁武帚对他礼遇有加,把他安置于宝云殿,竭诚供养。

梁武帝不满足于前后秦之译经,欲重新翻译。但时隔不久,即遇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因台城而驾崩。时局之动荡祸及佛法,真谛没能实现译经愿望,乃往东去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县令陆元哲崇信佛教,十分支持真谛的译经事业,乃为他创立译场,招请沙门精英宝琼等二十余人,开始翻译《十七地论》。但刚译完五卷,因国难未已,这次译经又中途夭折。

大宝三年,侯景延请真谛返回台城。在台城期间,他虽然也受礼遇、供养,但值此兵荒马乱之时,佛法难以重振,真谛也不能有多大作为。到了梁元帝即位时,天下日趋安定,真谛乃止住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五五二年)二月,曾往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吴(今江西奉新县)等地讲经弘法。后随太保萧勃,翻越大庾岭,到了岭南一带,并随方翻译。那一段时间,他四处游化,栖无定所。到陈武永定二年(公元五五八年)七月,又返回豫章,并到了临川(今江西抚州一带)、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一带)诸郡。

真谛之翻译经论,若遇时道不济,难申本意者则不翻。他视境观机,准备到楞伽修国(今斯里兰卡)去。由于道俗二界竭力挽留,才放弃原来的打算。便在南越(今广东一带)逗留,与前梁故老遗臣,重新修订原来所翻经典。遇有文旨乖背者,即予以修润、订正,使得文旨始末一贯、流畅通顺。

至简文帝天嘉四年(公元五六三年),杨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遥闻真谛新译经典,很是推崇,故不远万里,翻山越水,前去慰问、请益。真谛甚是欢欣,乃为他们翻译《摄大乘论》等,前后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真谛飘泊异国他乡,心绪颇不平静,曾于天嘉二年乘小船到梁安郡(今广东省惠阳一带),正准备换乘大船返回印度。学徒闻讯,纷纷前去劝请,太守王方奢亦代表众人,极力挽留。由于盛情难却,真谛只好暂时住在海边,伺机西返。

到天嘉三年九月,真谛决然搭船西航,也许由于业力所感,大风又把大船吹回广州。十二月中旬,登上中国的南海岸,受刺史欧阳𬱟延请,止住制旨寺。欧阳刺史又请他翻译佛典,念此业缘,加之西返无望,真谛就对沙门慧恺等人,翻译《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欧阳刺史逝世之后,其子欧阳纥亦崇重佛法,继续护持真谛翻译经论。

 真谛不惟神思俊拔,且颇有神通。他常独自住到别有洞天之“四绝水洲”上。欧阳纥有时想去拜访他,但面对汹涌波涛,未敢冒然前往。真谛就敷设坐具于海水之上,于上结跏趺坐,如乘船只一般,悠然来到此岸,虽然波涛滚滚,而坐具不湿;有时又用荷叶为舟楫,踏着荷叶飘然而至,如此神通,众咸叹异。至光太二年(公元五六八年)六月,真谛认为世俗之浮杂,不如世外之有利于资神升化,就登上南海北山,准备捐躯舍命,乘风仙化。当时智恺正在讲述《俱舍论》,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赶到北山;随后道俗二界许多人,都纷纷赶去劝阻,一时间,北山上人山人海。广州刺史也派人前去护卫,并随后前往顶礼致敬。真谛在北山上居留了三天,方才心回意转,于是被迎请至王园寺。

当时僧宗、智恺诸僧,欲延请真谛至建业,不料京都一些权贵,担心真谛的到来会夺取他们之荣华,于是上奏皇帝,曰:真谛在南方所译的佛典,大都是宣扬无尘唯识之义理,此有乖治述,会障蔽国风,不宜提倡弘扬。”皇帝准奏,所以真谛在南方所译经典,无法得到弘传,真谛回建业之提议,也告吹了。

真谛于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患病,随之写下一纸遗嘱,主要阐述因果报应之道理,交付弟子智休。到正月十一日午时圆寂,世寿七十一。第二天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携带经论返回匡山(即江西的庐山)。

真谛自梁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来到东土,到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圆寂,先后二十三年,所译经典甚多,但偏宗《摄论》,故有摄论开祖之誉。他研寻教旨,通览所译,使得经文能够前后照应,各经相得益彰。他随所翻译,亲作疏解,有些注疏则是僧宗根据真谛之思想,重为疏释。虽或有所增减,但大义无差。僧宗又为之撰写行状,广传于世。

真谛到中土之梁代,适值时局动荡,战乱不停,他栖无定所,四处飘泊,随方弘化,译经不辍。自梁至陈,凡二十三载,所译经典,共六十四部,计二百七十八卷。主要译典有:《金光明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唯识论》、《俱舍论》、《佛性论》、《无上依经》、《决定藏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节经》、《部执异论》、《中边分别论》、《大乘起信论》等。详见《大唐内典录》卷四、卷五。真谛译出的经典虽多,但与他从印度带来之梵文经典相比,则百不及一,他从印度带来的梵文经典多达二万多卷。今这些经典已翻译完毕,多数存留于广州的制旨寺和王园寺。……

真谛来到中土后,弘传《摄大乘论》,宗恺等人诚心归敬。真谛研核源流,诠析义理。宗恺等从学既久,颇能领会大旨要义。真谛又对他们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有一天,天气很冶,真谛衣衫单薄,他忍住严寒,译经著述通宵达旦,宗恺等一直侍奉左右。师徒相处既久,情谊益笃。有时晚上睡觉时,宗恺悄悄地以衣被裹住真谛之足,真谛发觉后,便把衣被蹬落于地,其节俭知足一至于此。宗恺长期侍奉真谛,跟随左右,为真谛之译经弘法出力甚巨。后来,真谛喟然长叹再三,宗恺问其原因,真谛曰:“你等如此竭诚于佛法之弘传,着实可感可叹,无奈时运不济,妨碍了我东来弘法之本愿。”宗恺听后悲噎不已,随后声泪俱下,跪而说道:“大法绝尘隔俗,远通赤县神州,众生无由得感,怎能如此让大法沦没呢?”真谛以手指向西北,道:“彼方有大国,非远非近,我们死后,佛法定会弘扬光大,只是我们不能亲睹盛况,所以才叹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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