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真谛和尚的传奇经历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高僧真谛和尚的传奇经历,真谛到中土之梁代，适值时局动荡，战乱不停，他栖无定所，四处飘泊，随方弘化，译经不辍。自梁至陈，凡二十三载，所译经典，共六十四部，计二百七十八卷。主要译典有：《金光明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唯识论》、《俱舍论》、《佛性论》、《无上依经》、《决定藏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节经》、《部执异论》、《中边分别论》、《大乘起信论》等。详见《大唐内典录》卷四、卷五
原文
拘那罗陀，汉地称亲依，或叫波罗末陀，意译为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位于印度之古吉拉特以东，即今乌贾因)人，风神俊拔、气宇清肃，道行澄明。博览群籍，艺术技能，无所不通。虽然融通佛理，而以通道知名。曾不畏艰险，长途跋涉难关，遍游诸国，随机缘而见识。
梁武帝时，佛法隆盛，大同年间，敕张泛等，送扶南(南海古国)献使回国，并礼请名僧大德，搜求大乘经论等。真谛对于萧梁弘重三宝，以利生济世之事早有所听闻。当彼国欲让真谛携带经论到梁朝去时，他欣然从命。于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之后，沿途停留，历时二年，于太清二年闰八月(公元五四八年)抵达京都建业，梁武帚对他礼遇有加，把他安置于宝云殿，竭诚供养。
梁武帝不满足于前后秦之译经，欲重新翻译。但时隔不久，即遇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因台城而驾崩。时局之动荡祸及佛法，真谛没能实现译经愿望，乃往东去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县令陆元哲崇信佛教，十分支持真谛的译经事业，乃为他创立译场，招请沙门精英宝琼等二十余人，开始翻译《十七地论》。但刚译完五卷，因国难未已，这次译经又中途夭折。
大宝三年，侯景延请真谛返回台城。在台城期间，他虽然也受礼遇、供养，但值此兵荒马乱之时，佛法难以重振，真谛也不能有多大作为。到了梁元帝即位时，天下日趋安定，真谛乃止住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五五二年)二月，曾往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吴(今江西奉新县)等地讲经弘法。后随太保萧勃，翻越大庾岭，到了岭南一带，并随方翻译。那一段时间，他四处游化，栖无定所。到陈武永定二年(公元五五八年)七月，又返回豫章，并到了临川(今江西抚州一带)、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一带)诸郡。
真谛之翻译经论，若遇时道不济，难申本意者则不翻。他视境观机，准备到楞伽修国(今斯里兰卡)去。由于道俗二界竭力挽留，才放弃原来的打算。便在南越(今广东一带)逗留，与前梁故老遗臣，重新修订原来所翻经典。遇有文旨乖背者，即予以修润、订正，使得文旨始末一贯、流畅通顺。
至简文帝天嘉四年(公元五六三年)，杨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遥闻真谛新译经典，很是推崇，故不远万里，翻山越水，前去慰问、请益。真谛甚是欢欣，乃为他们翻译《摄大乘论》等，前后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真谛飘泊异国他乡，心绪颇不平静，曾于天嘉二年乘小船到梁安郡(今广东省惠阳一带)，正准备换乘大船返回印度。学徒闻讯，纷纷前去劝请，太守王方奢亦代表众人，极力挽留。由于盛情难却，真谛只好暂时住在海边，伺机西返。
到天嘉三年九月，真谛决然搭船西航，也许由于业力所感，大风又把大船吹回广州。十二月中旬，登上中国的南海岸，受刺史欧阳𬱟延请，止住制旨寺。欧阳刺史又请他翻译佛典，念此业缘，加之西返无望，真谛就对沙门慧恺等人，翻译《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欧阳刺史逝世之后，其子欧阳纥亦崇重佛法，继续护持真谛翻译经论。
真谛不惟神思俊拔，且颇有神通。他常独自住到别有洞天之“四绝水洲”上。欧阳纥有时想去拜访他，但面对汹涌波涛，未敢冒然前往。真谛就敷设坐具于海水之上，于上结跏趺坐，如乘船只一般，悠然来到此岸，虽然波涛滚滚，而坐具不湿；有时又用荷叶为舟楫，踏着荷叶飘然而至，如此神通，众咸叹异。至光太二年(公元五六八年)六月，真谛认为世俗之浮杂，不如世外之有利于资神升化，就登上南海北山，准备捐躯舍命，乘风仙化。当时智恺正在讲述《俱舍论》，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赶到北山；随后道俗二界许多人，都纷纷赶去劝阻，一时间，北山上人山人海。广州刺史也派人前去护卫，并随后前往顶礼致敬。真谛在北山上居留了三天，方才心回意转，于是被迎请至王园寺。
当时僧宗、智恺诸僧，欲延请真谛至建业，不料京都一些权贵，担心真谛的到来会夺取他们之荣华，于是上奏皇帝，曰：真谛在南方所译的佛典，大都是宣扬无尘唯识之义理，此有乖治述，会障蔽国风，不宜提倡弘扬。”皇帝准奏，所以真谛在南方所译经典，无法得到弘传，真谛回建业之提议，也告吹了。
真谛于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患病，随之写下一纸遗嘱，主要阐述因果报应之道理，交付弟子智休。到正月十一日午时圆寂，世寿七十一。第二天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携带经论返回匡山(即江西的庐山)。
真谛自梁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来到东土，到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圆寂，先后二十三年，所译经典甚多，但偏宗《摄论》，故有摄论开祖之誉。他研寻教旨，通览所译，使得经文能够前后照应，各经相得益彰。他随所翻译，亲作疏解，有些注疏则是僧宗根据真谛之思想，重为疏释。虽或有所增减，但大义无差。僧宗又为之撰写行状，广传于世。
真谛到中土之梁代，适值时局动荡，战乱不停，他栖无定所，四处飘泊，随方弘化，译经不辍。自梁至陈，凡二十三载，所译经典，共六十四部，计二百七十八卷。主要译典有：《金光明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唯识论》、《俱舍论》、《佛性论》、《无上依经》、《决定藏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节经》、《部执异论》、《中边分别论》、《大乘起信论》等。详见《大唐内典录》卷四、卷五。真谛译出的经典虽多，但与他从印度带来之梵文经典相比，则百不及一，他从印度带来的梵文经典多达二万多卷。今这些经典已翻译完毕，多数存留于广州的制旨寺和王园寺。……
真谛来到中土后，弘传《摄大乘论》，宗恺等人诚心归敬。真谛研核源流，诠析义理。宗恺等从学既久，颇能领会大旨要义。真谛又对他们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有一天，天气很冶，真谛衣衫单薄，他忍住严寒，译经著述通宵达旦，宗恺等一直侍奉左右。师徒相处既久，情谊益笃。有时晚上睡觉时，宗恺悄悄地以衣被裹住真谛之足，真谛发觉后，便把衣被蹬落于地，其节俭知足一至于此。宗恺长期侍奉真谛，跟随左右，为真谛之译经弘法出力甚巨。后来，真谛喟然长叹再三，宗恺问其原因，真谛曰：“你等如此竭诚于佛法之弘传，着实可感可叹，无奈时运不济，妨碍了我东来弘法之本愿。”宗恺听后悲噎不已，随后声泪俱下，跪而说道：“大法绝尘隔俗，远通赤县神州，众生无由得感，怎能如此让大法沦没呢？”真谛以手指向西北，道：“彼方有大国，非远非近，我们死后，佛法定会弘扬光大，只是我们不能亲睹盛况，所以才叹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