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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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八十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体已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三百余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两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当时的中国正是政治风云突变的多事之秋，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地宫外却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考古人员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改造，主持发掘工作的吴晗也含冤而死；更可悲的是，大批文物被毁，出土织锦霉烂，万历帝后的棺椁被毁尸骨无存……这无疑是中国考古史上最惨淡悲怆的一页。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以严肃的正剧开始，又以凄壮的悲剧结束了。
“我们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叶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远，源远流长。”定陵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如是说。
《风雪定陵》作为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定陵发掘过程的考古纪实文学，不仅披露了定陵地下玄宫洞开的详细经过、帝后棺椁及陪葬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还追述了定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与之相关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争斗，揭示了大明帝国日暮途穷以及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
作者岳南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炉，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被誉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为读者重现了古代中国文明，使考古过程成为了大众阅读的对象。
本书不仅是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十大好书排行榜冠军之作，还曾荣获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作者简介
岳南，首位在全球有影响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家，擅长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进自己的文学中，让掩埋于历史尘埃的人物，重新陈立于读者眼前。他以严谨认真、处处有典的态度书写史着，勤于笔耕的他，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他的《天赐王国》、《遭遇兵圣》、《西汉亡魂》、《复活的军团》等数部作品被译成日、英、韩、德等国文字出版，在全球已达数百万册。杨仕，1934年生，喜好京昆、文史。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着有《风雪定陵》（合着）、《横跨欧亚大回归》等。
原文摘录
早在两年前，当已是十八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 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这篇奏疏可谓是张居正辅政八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劳过虑，形神顿惫，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遗憾的是，张居正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 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队拿下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当天晚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遥望城外到处都是烛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断冲入耳鼓，知道大势已去，仰天长一声：“只是苦我全城百姓！”急惶惶回到乾清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周皇后见崇祯已丧失斗志，明亡在即，垂泪说道：“妾事皇上一十八年，你一句话也听不进，致有今日。”说完拔刀刎颈而死。 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泪如雨下。崇祯咬咬牙，叹口气说：“你为何偏生于我家！”然后拔出宝剑，左手以袍掩面，右手举剑砍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腑的惨叫，公主的左臂落到地下。崇祯还想再砍，但手软无力了，只好作罢。崇祯手执三眼火铳，率领几十名太监冲出乾清宫，骑马直奔安定门，想夺城而走。但此时安定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外城也被攻破，大顺军队冲杀而来。崇祯皇帝只得下马，看看身边的太监已经跑掉，只有王承恩一人立于马前。君臣二人只好弃马登上煤山（今景山）。崇祯脱下外服，要过王承恩随身携带的笔来，借着火光月色，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 “自登基以来，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通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 崇祯皇帝把衣服挂在树上，将冠摘下，散开头发，披在脸上，在老槐树上自缢而亡。 4月30日，李自成与清兵交锋兵败，落荒而走。北京为清军所占。昌平县的几个乡绅出于对旧时君主的效忠，主动组织起来拿出钱财发丧。崇祯生前未来得及为自己建陵，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在陵区的锦屏山下，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便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木，运往田贵妃的墓中安葬。史料载：工匠用了四个昼夜，挖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后，把田贵妃棺移于石床之右，周皇后棺安放石床之左，崇祯棺木放在正中。田贵妃死于无事之...
书评
过往的岁月中，考古曾经是英雄的事业，也曾是寂寞的事业。大多数的考古工作者，很难有辉煌的人生经历。
所以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对他们而言，具有难以想象的吸引力。这种情感，可以造就很多奇迹，然而在某些时候，却会特别的造成遗憾。
比如对皇陵的挖掘。
我们国家，有着很为悠久的大一统历史，而且历来具有厚葬的传统。埋藏于地下的财富，一向都是传奇的好材料。与这个历史同样悠久的，盗墓一直都很兴盛，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或者是军阀集团行为。秦始皇陵建好没几年，项羽就派三十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末了还放了一把火，地面建筑烧得精光，后来一个放羊的又不小心让羊进了盗洞，这下好，去找羊的时候，连底下也烧了一遍。汉朝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曹操就曾经下令盗墓以充军资。五代烽烟，朝不知夕，军阀林立，更多的古墓遭了秧。晚唐离乱，皇陵都招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死人，就保不住自己的尸体。
总算到元代以后，乱世的时间间隔，不再那么长。但是皇陵的运气，仍不大好。元代以蒙古、色目人为高等民族，藏传佛教地位很高，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喇嘛担任江南地区的宗教总管，无恶不作，瞄上了宋代皇陵。蒙古人在江南很受了些挫折，对这个喇嘛的所为，遂不管不问，听任他把宋陵挖了个遍。唯有元朝的皇帝聪明，死后都不建巨垒高坟，秘密的埋在某处，然后用骑兵踏平，用另一拨军队，干掉这拨知情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埋在哪。
朱元璋出身草莽，性情虽然暴戾，但是还有些纯朴的农民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明朝对前人的古墓，大都保护得比较好。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三十年不上朝，把国家搞得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境，他一点办法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必定乃金人之后，金代帝陵，原在房山，一向保护得不错，他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要断人家龙脉，于是派明军去掘坟烧墓，大火几日不灭。不料龙脉未断，后来清军还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十三陵，总算清朝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还没有把明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做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葺。
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却不咋的，民国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老佛爷的坟，顺带着把乾隆的也干掉了。
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样对待它们，这是一个问题。
《风雪定陵》，讲的就是十三陵中规模第二的定陵发掘的故事。这不是一幕喜剧，而是一本令人心痛的状纸。
定陵的发掘，始于1956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上书周总理，要求发掘明陵。吴晗是有名的明史专家，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物，他写的《海瑞罢官》，最终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他自己也成了文革的祭旗牺牲。据说，解放以前，他试图去挽留他的老师胡适留在大陆，不欢而散。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可惜，走错了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认为吴晗原可以做一个一流的学者，不幸却从了政，终于被当作了枪杆子使。
吴晗有一种学者的热情，他在北大的青年时代，就想去发掘明陵。这是每一个考古学家的梦想。然而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却竭力反对在此时发掘明陵。为什么？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适宜去发掘一座大的明陵。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可是，他没有办法劝阻得了，新中国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
轰轰烈烈的定陵考古发掘开始了。一切还尚算顺利，两年时间，很多考古学家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找到了地宫隧道，打开了金刚墙，进了玄宫大门，瞅见了万历的棺惇和无数珍宝。然而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稀世珍宝，比如独一无二的明代皇家织锦，没有条件去脱水保存，木俑也没有条件存放在超低温的冷冻室里。更大的伤害是，反右运动开始了，这些考古学家，大部分都被下放。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放了半年，大多数的布料和木料，在地宫里经历几百年的恒温恒湿条件，艳丽如初，现在就处在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都糟践了。定陵博物馆甚至让外行来掌权，把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都给扔到野外，最后让农民劈了当家具（比当柴火好一点）。
尔后又是文革，革命小将扫荡定陵，取出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怪事。定陵考古，自打开地宫那一日起，三十年都没有出一份发掘报告。一个香港的学者，这样来信催问：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祖宗留下的基业，将会毁于你们之手……
怪谁？不能怪那些考古学家，他们的悲惨经历，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家未曾经受的。
只能怪那些当权者，他们为了某种虚荣和业绩，不顾考古学自身的规律以及现实条件，没有条件也要霸王硬上弓，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劫难。他们，应该钉在耻辱柱上。
比如吴晗。原来一直把他看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读过很多书后，才理解了胡适的那句话，他的确走错了路。当他把学者的热情与政治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以后，理想就悄悄变色了。尽管他自己最后沦为了牺牲品，然而，确实在定陵考古这件事上，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他促成了一个悲剧的诞生。如果说他不曾料到政治风云的转变，对于定陵，他还只是一个过失，那么，在1965年，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定陵的一些劫难，还仍然要求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发掘其它明陵，这就明知而故犯了。这就是可耻。
幸运的是，周恩来以这样一句话回答了他：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总理的眼光，无疑比他更远大。这句话里面，我听到了谴责的意味。自从定陵考古以后，各地纷纷要求发掘当地的陵墓，都被夏鼐和周总理否决了。这是考古学的大幸。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的不幸。那些重大的考古成就背后，都有令后人切齿的遗憾。比如随州的曾候乙墓，出土的编钟和青铜器具，都是国宝。但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当年随墓葬出土的，除了青铜器具，还有无数根粗壮的战国木料，它们在事后，就露天的堆在那里，听凭它腐烂。什么是考古？考古不是盗墓，只要金银玉器字画，哪管它里面的墓葬结构和其它不值钱的东西。往往，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又比如马王堆汉墓，要是晚上几十年发掘，则我们今天所收获的东西，绝非三十年前可以相比。
余秋雨被人批得很臭了，但是他有一句话我很赞同，有这一句话，余秋雨在文坛上，就具有一个高高的位置。他说，敦煌的藏经洞，被斯坦因用手段搜刮了，这不是一件坏事。是的，这的确不是坏事，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恒温的仓库里，找到那些珍品。可是，那些没有被弄走的，它们今天在哪里呢？有些人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饿得前胸贴后背，到了最后，资本主义给他一泡屎，他也当是宝塔蛋糕。这他娘的不是犯贱嘛。宋庆龄参观了定陵，博物馆的人对她说，这是中国人民的遗产。宋女士回答他，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它更属于全人类。
别那么随便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条件不合适的时候，少做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事情，免得为后人耻笑怒骂。
为定陵一哭。这是《风雪定陵》一书的目的所在。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