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心度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韩非子·心度》是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创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译文
圣人治理民众,谋虑人的本性这个根本问题,不放纵民众的欲望,其用心务必对民众有利,所以当必须对民众动用刑罚时,并不是厌恶民众,而是出于对民众的爱护。刑罚一严厉,民众就比较循规守法;奖赏太多太滥,奸邪之事就不断滋生。所以,做治民这件事,让刑罚严厉是第一要务,滥施奖赏则是造成混乱的根源。要知道,民众按其自然本性来说,是喜欢混乱的局面而不喜欢受法制约束的。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总是明定奖赏,这样,民众就会努力于建功立业;同时又加重刑法,这样,民众就会习惯于法制的约束了。民众努力于建功立业,国家的政务就不会受到干扰;民众习惯于法制了,奸邪之事就无从产生。
所以,善于治理民众的君主,总是把禁奸这件事做在奸邪之事尚未发生之时;善于用兵打仗的统帅,总是开战之前就让民众在思想上服膺这场战争。就是说,想禁止民众做什么,要先从根本上使得民众不想、不敢做那被禁之事,才会真正收到成效;想使用民众去打仗,要先使民众真心支持这场战争,才能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圣人对于“治民”的基本观点,是认为首先要治理民之“本”,国家就会、才会强盛;遇有战事时,首先要动员民众,使他们在思想上支持这场战争,就会、才会获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因为,治理民众,做到“先治”、“先战”了,就能统一民众的思想;民众都以国家公事为重了,就不会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惜损害公利;实行了奖赏“告奸”的政策,奸邪之事就难以发生;国家要治理的事项都在法律上做了明确的规定,治民的事务就不会繁多而难于处理了。
谁能够奉行这四条,他的国家就强盛得胜;不能奉行这四条,他的国家就衰弱失败。一个国家走向强盛,靠的是治民政策正确,一个君主享有尊贵,凭的是拥有权势。所以得到明君评价的君主,一定既有权势,又有好的治民政策。昏君可能最初也是既有权势,又有并不错的政策的,但他没有坚持实行最初的好政策,就是说,他成了昏君,是因为他后来实行了相反的政策。因此,明君是因为握有权力而享有威望,因为一贯地实行好的政策而使国家得到大治。所以说:法制是称王的根本措施,刑律是君主对民众有爱心的初始表现。
民众的天性是厌恶劳作而喜欢安逸的。人只顾安逸,就会荒废正业;君主荒废了正业,国家就得不到治理;国家得不到治理,就会出乱子;因此,君主要是不把奖赏和刑法普遍施行于他的国家,是终于会酿出乱子来的。谁想成就王天下之大业,却又不去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那是决没有希望成功的;君主想要完善自己的法律体系,却又不肯变革自己现行法律制度的话,他就别想真正治理好国内的民乱。治民是不会有永远不需修改的“常法”的,哪种做法最有利于“治”,就把它确定为“法”,换言之,法制因时制宜地修订,才能最好地发挥治国的效能;治民的方式与社会情况相适应,才能产生所希望的作用。因此,民风淳朴之时,用名分规范人们的言行,就能让国家达到大治;人们善于玩弄智巧时,利用刑罚来限制他们的行为,都只能让民众服从规矩;时代变了,治民的法律不变,那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善于耍智巧的人多了,国家颁发的禁令不做相应的改变,国力一定会削弱。所以,圣明君主治理民众的指导思想是:法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修改,禁令要因应人们智能的提高而加以调整。
能在农耕方面充分发挥力量的社会就富裕,能在战争领域充分调动力量的国家就强盛,国家就强盛;保持强盛趋势持续不断地发展,就可以王天下。所以王天下之途既在于开创什么,又在于禁绝什么;能够彻底禁绝奸邪的君主,必定王天下。因此,王天下的道路不是指靠别国不来扰乱自己,而是依靠自己不可能被扰乱。建立在指望别国不来捣乱的基点上,这样地治国用民必定使国家逐渐衰落贫弱;建立在争取自身不可能被人搞乱这个基点上,去切实地推行法治,一定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所以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专注于自己不可能被人搞乱的道路。
一个国家,民风若是以获得爵位为尊贵,它的君主一定权重势大,所以在他的国家,可以凭着给有功之人加爵晋级的政策,就使得坏人没有了可乘之机。崇尚农耕的国家里,爵位就很尊贵;爵位很尊贵,君主就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会王天下。哪个国家要是不依靠农耕而是依赖私学立国,在它那里爵位就会被人看得很贱;爵位被人看得很贱,它的君主的威望就低;君主威望低,国家就必定衰落贫弱。所以,立国治民的正确道路是:使外敌无法扰乱我,国内禁绝一切违法活动,君主崇尚自强;具有这三个条件,王天下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了。[1]
作品简介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绝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2]
作者简介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