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老了，经不起折腾了(孙骏毅)
作品欣赏
韩愈老了，经不起折腾了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仲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赞语中的“勇”指的就是韩愈谏迎佛骨这件事。中唐自宪宗始，曾出现过一点中兴迹象，但很快就被君主骄奢淫逸、朝堂乌烟瘴气所冲散。谄媚者占据高位，诳言者得中高官，连一些方士道徒也被委派做地方官吏。其时，韩愈虽然当上了刑部侍郎，但皇帝并不重用他，他闲散无事，心情也差。有时他一人外出去乡间垂钓，觉得这样做官跟隐居差不多。
闲散的日子过了才一年，命运女神又一次来造访他了，一下子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说是长安城西的凤翔有个法门寺，寺里有座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释加牟尼的一截寸把长的指骨。这塔每三十年开放一次，供信徒瞻仰。元和十四年（819）恰逢开放的年头，崇道信佛的宪宗派宦官率宫女三十，捧香持花，恭恭敬敬地迎接佛骨进宫供奉三天，然后挨个送到长安各寺院供奉。皇帝亲自带头礼佛，朝廷上下争相瞻仰，有的还在臂上、头上点香以示虔诚。立志恢复儒学、排斥佛教的韩愈看到这些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也顾不上皇帝的面子了，急急地上疏阻止，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东汉“乱亡相继”而国运不长，而最信佛的梁朝更是短命的。这下可触怒了宪宗，责问韩愈狂妄，竟敢对信佛的当今圣上说三道四，他声言要用极刑将韩愈处死。幸亏有裴度等为其说情才免去一死，贬其做了个潮州刺史，逐出京城去了。
韩愈把家小留在长安，只身上路了，胸中悲愤交加：“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一再上谏劝阻迎佛骨，招致龙颜震怒，如今在这风雪高寒的放逐路上，竟无故旧弟子来相送，岂不悲乎哉！
当他行至陕西商山时，妻儿家小日夜兼程赶了上来。原来在韩愈离家后，执法官不准罪臣家眷留在京城，强行逼迫他们疏散。可怜韩愈12岁的女儿当时正病在床上，也被抬着上了路，等与父亲相见时只剩下一口气了。韩愈把女儿草草地埋在路旁，连一块小小的墓碑也没有。家人的不幸，个人的浮沉，加上走到潮州时愈发感到自己已是年老力衰，因而产生空虚、畏惧、无望的心理，渐渐就想着引咎自罪了，以求得朝廷对他的宽恕。一到潮州，他立即上《谢罪表》自罪、感恩，得到宪宗的宽谅，裴度在一边也帮着韩愈说话。宪宗心想先不急着召韩愈回朝，这家伙平日里太傲，得杀杀他的傲气，就改任他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任职。
元和十四年秋，群臣合议敬献宪宗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大赦天下。不久，韩愈便被召回长安担任国子监祭酒，是主管教育的行政长官。后又擢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这时的韩愈学得乖了，一方面是官职荣升，并受到唐穆宗的重视，另一方面随着年岁增高，年轻时那股锐气是荡然无存了。他对朝政其实并不满意，也相当失望，但他不再直言相谏，而是明哲保身独善其身了，要知道倘再来个什么”佛骨事件“，他的一把老骨头是再也经不起折腾的了。
不过，韩愈的治政热情虽然与日俱减，但在吏部任上，还是有所作为的。在此之前，吏部大门一向是紧闭的，不要说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就是地方官吏轻易也不能入府的。要知道这是选拔人才、考察官员的组织部门啊。韩愈上任后，下令对外开放，政务公开。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人怕鬼，因为鬼看不见；鬼如果看得见，那么人就不怕鬼了。吏部是主官官吏的，下面的官吏见不到主管官吏的人，所以主管者的权势很重。现在听任出入，主管者容易见到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权势就不会那么重了。”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务公开，阳光操作，就能避免跑官、买官的腐败现象产生。可见，韩愈是一个清醒而有为的执政者，心里仍不忘那些地位低微的下层士大夫。后来他调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掌握的权力更大，但他手下的官吏都很清廉，不敢犯禁，私下里都说：“这个老头子连皇帝迎佛骨都敢骂，可不敢违他的令。”
长庆三年（823）早春，韩愈闲来无事，邀张籍游曲江，尽管他心里也清楚长安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朝堂上下腐败成风，但他洁身自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所呈现的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早春的风光是那么优美，而且是美“满”京都每个角落，那表面繁华而实质走下坡路的社会现实一概不见，或者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说到这里，过去有不少评者都会挂一条“尾巴”：这表明了韩愈的“阶级局限性”。我以为，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没把一个人看成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贴上去一块标签而已。作为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也曾感叹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曾几起几落仕途浮沉屡遭打击，也曾当面与皇帝顶撞而差点丢了脑袋，待到年老了，走不动了，经不起折腾了。垂垂暮年终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日子，喝喝酒，写写文章，你再要求他像年轻时一样虎虎有生气，不顾一切地去冒政治风险，岂不是太强人所难了么？他是孩子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已经丢了一个女儿），他是妻子的老公，他是一个有50多人的大家庭的一家之主，这种种“社会关系”决定他说话办事不能不瞻前顾后，战战兢兢，要知道古时“伴君如伴虎”的厉害，韩愈不就吃足苦头了吗？
年轻时的韩愈也曾经是胸怀大志，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他有过怀才不遇的感奋：“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他的这番话是家喻户晓的，然而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来看，却是不合逻辑的。大凡名马，如汗血、乌骓、赤兔、黄骠，总是“马之千里”在先，马是客观存在的物，伯乐识马乃是后天的认识，韩愈何故先主观后客观地倒过来说呢？精彩就在于这一“倒”，包含了多少生活艰辛和人生坎坷的感叹，道出了识才、用人的千古道理。若不是满腹经纶而怀才不遇，抱负远大而屡遭挫折，怎么会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没有伯乐慧眼识才，“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韩愈一生多有磨难和历练，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1]
作者简介
孙骏毅，江苏作协会员，苏州姑苏区作协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深宅蔷薇花》《黑白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