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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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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金纳德·弗莱明·庄士敦爵士 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年10月13日-1938年3月6日)出生于爱丁堡纽丁顿,是罗伯特·弗莱明·约翰斯顿(Signet的作家)和伊莎贝拉·安·凯瑟琳·欧文(Isabella Ann Catherine Irving)的儿子。

汉名庄士敦,字志道,英国苏格兰爱丁堡人,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外籍帝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

从求学时便深深的迷恋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到中国后并积极致力于对儒、释、道、墨以及中国地理、唐诗宋词的研究,足迹遍及各省名山大川和名刹古迹。庄士敦以官员兼学者身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三十馀年。

1938年3月6日,于爱丁堡去世,享年63岁。爱丁堡市的法定死亡证中显示他是单身。死亡原因与2月20日切除肾结石的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1]

终身难忘的帝师生涯

1894年,曾在牛津大学玛格达琳学院接受教育,期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1898年,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通过了英国政府的考试,以东方见习生的身份被派往香港。此后又出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等职位。

1904年,被派往当时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初到中国的庄士敦已具有相当深厚的东方学功底,他给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中国传统给自己起字"志道"。

1918年,经李鸿章次子李经迈推荐,庄士敦担任起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

1919年2月,庄士敦来到紫禁城,拜谒了时年14岁的溥仪,从而开启了自己终身难忘的帝师生涯。

末代皇帝之外籍帝师

191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之外籍帝师。庄士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庄士敦与少年溥仪相遇。那时候,仪已经孤立生活了10多年。有关庄士敦的许多书籍里都表明他非常喜欢溥仪,并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他。[2]

他虽然长相上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相,但他满口十分流利的“京语”,平时一概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礼节,崇尚儒家思想。

庄士敦教授溥仪英语、数学、世界史、地理,甚至教溥仪从紫禁城拨出电话。第一位接到清朝皇帝亲自拨打电话的人是北大教授胡适,据说胡适接到溥仪来电时,曾被吓到过。

庄士敦还教溥仪在紫禁城内踩脚踏车,师生感情甚笃,曾封“一品顶戴”、“毓庆宫行走”,溥仪亦因庄士敦的教导眼界大开,走向世界。

1927年,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1930年10月1日威海卫归还中国,庄士敦离开中国并返回英国。成为东方研究学院的首批中文教授之一。

1931年,他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教授,主要研究汉学。后来成为了中国文化大师的蒋彝亦在这段时间成为了庄士敦的学生。

1934年,发表《紫禁城的黄昏》之前,他与溥仪的友谊才为世人所知。

《紫禁城的黄昏》

庄士敦他拍摄了很多关于紫禁城的宫廷生活照片,并写了一本名为《紫禁城的黄昏》一书。

庄士敦回忆:他们初次见面时,溥仪先按照接见外臣的礼仪,接受庄士敦鞠躬行礼,然后与他握手。接著,庄士敦再退出门外,溥仪再向庄士敦鞠躬,行拜师之礼。于是二人算是缔结了师生关系。当时,溥仪已经有了几个中国教他读书的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他们对溥仪最大的“教导”,还是企图“恢复祖业”,完成复辟。

庄士敦在书中称溥仪为“我的年轻的龙”,他渴望这条龙有朝一日真正鼓翼飞翔。而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道:“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在几位遗老的灌输之下,溥仪的头脑被复辟的欲望所占据,但根据溥仪自传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来看,这位洋师傅确实曾为少年逊帝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他并不只是一个紫禁城的囚徒,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作家李敖曾评价高伯雨译注:“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议,精彩非凡;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3]

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1987年,伯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拍摄电影《最后的皇帝》时,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扮演庄士敦时,他们的友谊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轶事秘闻

庄士敦来到皇宫后的主要职责是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等课程,月薪700中国银币。其实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上教学课程,这位思想和见识都禁锢在紫禁城内的少年天子在这位洋师傅的身上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

庄士敦曾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溥仪就没和任何人商量剪掉了辫子。这在皇宫里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紫禁城都恪守不剪辫子的规定,民国几番劝说都不顶用。谁承想皇帝自己剪了辫子,导致几天之内除了几个内务府大臣和中国师傅外的男人全剪了辫子。连同著王府里的男人都剪了辫子,这使得宫中太妃和遗老遗少对庄士敦十分恼火。因为辫子和紫禁城的皇帝一样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庄士敦一搅合就去掉了一半。

庄士敦发现溥仪近视,就自作主张请外国大夫给溥仪配眼镜。这把后宫太妃们气得半死,因为大清的年轻皇帝们根本没有戴眼镜的前例,戴著老头子的眼镜像什么话。她们也不能忍受让外国人检查皇帝的视力,觉得这是大逆不道。

为什么大伙儿又拿庄士敦没办法呢?首先是溥仪对庄士敦的信赖很高,几次封赏顶戴花翎,庄士敦的官阶已经和溥仪的正式帝师陈宝琛平起平坐。论私下的亲密度,庄士敦显然比陈宝琛更得皇帝宠信。再者庄士敦是大英帝国的臣民,他在皇宫里不光是帝师,还担著保镖的职责。这当然不是庄士敦会什么飞檐走壁的绝世武功,是因为他作为外国人是紫禁城中幻想依靠外国势力维持小朝廷存在甚至重振大清的太妃、大臣们的一个重要精神像征和倚靠。[4]

中国皇帝临别赠扇

1930年9月15日,在庄士敦回到英国之前,溥仪将一把折扇送给庄士敦作为送别礼物。在“紫禁城的暮光之城”中,庄士敦说,皇帝亲自题写了两首中国送别的诗。这是庄士敦最骄傲的财产之一。[5]

扇子题的两首诗歌,分别是汉代(207BCE – 220 BC)古典作品中的“行行重行行”和“步出城东门”。

宣统御封的扇子上刻有“庚午”(1930年)和“ 志道师傅书”年。“ 志道”是庄士敦的别名,“ 师傅”是指老师,家庭教师和硕士。这两首诗是:

行行重行行(Xing Xing Chong Xing Xing)

这条路一直向前,

而你,我的朋友,走这条路,我走那条路。

数千英里将使我们分开–

你在广阔世界的尽头,我在另一世界

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谁知道我们何时再见面?


塔塔尔族的马匹呼吸北风,

岳的鸟儿在南方的树上筑巢。

有人说我们告别,我们相距甚远。

我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弱了。

乌云遮住了太阳,

旅行者继续前进,不再转头。

想起你,我似乎已经老了。

几个月过去了,整整一年都过去了。

一切都结束了。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

在接下来的艰苦日子里,我必须使自己坚强起来……

步出城东门(Bu Chu Chen Dong Men)

我走出城市的东大门,

渴望地凝视通往江南的道路

在暴风雪的那天,

在这里,我们分开了,我的朋友走了。

我想跟著他过河,

但是河很深,没有桥。

哦,我们是一对苍鹭,

我们可以一起飞回家

此项目的参考文献为MS 381195,可以在特别馆藏阅览室进行谘询。

庄士敦所有经历收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

2015年1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庄士敦的《佛教中国》和《儒学与现代中国》。两本书中,一本关于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另一本关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及其现代转化问题。

关于庄士敦生平的信息,除了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几乎都来自他给英属威海卫首任行政长官詹姆斯·骆克哈特的信件。

这些信件全部收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涉及庄士敦到中国工作、成为溥仪英文老师、任威海卫行政长官,以及返回英国教学和写作的所有经历。[6]

著作

《儒家与近代中国》

《佛教中国》、

《紫禁城的黄昏》等书。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