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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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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聖（1899—1988），曾任汪偽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後與高宗武逃赴香港，揭露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去重慶，任蔣介石侍從秘書，起草《中國之命運》，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成為國民黨權威理論家。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設計委員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中文名	陶希聖
別 名	陶匯曾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99年
逝世日期	1988年
職  業	學者 歷史學家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主要成就	社會經濟史的大師 曾擔任蔣介石秘書 擔任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
代表作品	《中國社會現象拾零》

人物生平

陶希聖，原名匯曾，字希聖。1899年10月30日(清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於湖北黃岡一讀書入仕家庭。父親陶月波，字炯照，號月舸，丁酉拔貢，經濟特科一等第四名，清末歷任河南夏邑、新野、安陽、葉縣、洛陽諸縣知事，民國初年任湖北黃陂縣長、河南汝陽道道尹等職。陶希聖少時隨父居住河南。

陶希聖接受的啟蒙教育仍是儒學，九歲入旅汴中學，學校的課程除國學外，還有算學、英文、歷史、地理、格致，以及博物和體操等新課程，進化論、法國革命等西方文明的元素被引入課堂。辛亥革命後，陶希聖回湖北，考入英文館繼續中學學習。1915年，陶希聖就讀北京大學預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門，專攻日、俄法學，兼學歐美法學，涉獵法理學、法哲學。學生時代的陶希聖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他陶醉其間，熱心於各種主義的研究，並初識對他的學術和政治有着重要意義的馬克思主義。1922年，陶希聖大學畢業，學生時代聰慧刻苦，中西兼學，為他日後學術上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1922年，陶希聖受聘前往安徽法政專門學校教授親屬法，留下一部親屬法講義，1923年底辭職。1924年7月，陶希聖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法制經濟部編輯。其間，他結識了不少「博學多才之士」，如鄭振鐸、葉聖陶、周予同、樊仲雲、胡愈之、沈雁冰等，也與傾向國家主義的曾琦、李、陳啟天、何公敢等人交往，成為國家主義刊物《醒獅》、《獨立青年》的熱心讀者，並應何公敢之邀，擔任《獨立評論》主編。1925年，他在于右任創辦的上海大學任講師，主講「法學通論」。

「五卅」慘案，激發了陶希聖的民族意識。案發後，陶希聖等上海學術界十學者聯名提出抗議。陶希聖撰寫《五卅慘殺事件事實之分析與證明》一長文，分析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責任，刊登在《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上。巡捕房一紙訴狀，反而將《東方雜誌》的主辦方商務印書館告上會審公堂。在應訴過程中，陶希聖負責為辯訴狀提供資料。陶希聖在五卅運動中的積極表現，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先後被上海學生聯合會和商務印書館罷工委員會聘請為法律顧問。上海環龍路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的中央黨部寫信給陶希聖勸其加入國民黨，他們認為陶希聖在《獨立評論》上提倡的「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和「勞工自決」與三民主義具有一致性。這是陶希聖與國民黨的首次接觸。

1926年初，陶希聖收到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的聘書，聘其為政治教官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政工人員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他欣然前往。在武漢的一年裡，他兼武漢大學政治法律教授，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各國革命史」、「無產階級政黨史」以及「帝國主義侵華史」等課程。他與陳公博、周佛海等來往密切。雖然，陶希聖自稱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但其思想傾向無疑屬於國民黨左派。

1926年5月，中央軍校武漢分校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合組為「中央獨立師」，陶希聖一度被任命為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兼特務組長，隨軍西進，至咸寧時又任縣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司法科長。在咸寧任上時，咸寧農民大會準備槍斃五個農會叛徒(據陶說這五人想退出農會)，陶聞訊後命令農會會長不准這麼做，威脅說如果一旦這五人被槍斃，他就槍斃農會會長本人。該農會會長不敢直接衝撞，跑到武漢告狀，不幾天陶被武漢國民政府派人替換。陶希聖反對武漢政權之下農民運動，認為當時沒收土地的結果，造成城市商業的蕭條和農村經濟的衰落，並攻擊農民協會除了殘害地方而無他。因此，他反對中共提出的「打倒封建制度」口號，認為這時中國農村制度已經不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最多只有殘餘的封建勢力存在。隨後，他一度十分消沉。

1927年，汪精衛在武漢「分共」，陶希聖再次活躍，出任軍校政治部秘書處主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處主任兼宣傳處長及《黨軍日報》社長。其間，他與汪精衛相識。10月，寧、漢分裂後，陶希聖從武漢轉道南昌回到南京。1928年2月，陶希聖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政治總教官，擔任中央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指導科長。

1935年日本策劃華北「獨立」，平津危急，「一二九」運動爆發，陶希聖再度進入政治的旋渦。當他得知有學生與教授被抓後，主動去見北平市長秦德純，要求當局停止搜查學校、釋放被捕人員;同時，在學生與教員之中，他一再宣傳二十九軍有抗日之心，充當宋哲元的二十九軍與學生之間的調人。作為一名國民黨員，此時的陶希聖顯現出極強的黨性，表現在他鮮明的反共立場之上。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力持蔣介石的安危關係國家存亡，並認為這次事件不是蘇聯搞的，而是「粉紅色的東西做出來的」，將矛頭對準中共。1937年紀念五四運動時，陶希聖發表演說，隨後在《大公報》上發表《殘餘的西班牙主義》一文，激烈反對中共提出的「人民陣線」的口號，指責這是一個「分裂運動」。學聯向地方法院以「教唆傷害罪」對陶希聖提出起訴。陶希聖接到法院傳票後，沒敢到庭。但是，他在《華北日報》、《小實報》之上，前後發表了四十篇文章，重申自己的觀點。他在回憶錄中稱之為「一場苦鬥」。他的所作所為得到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讚許。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的局面形成，7月中旬，蔣介石、汪精衛邀請北方知識界名人上廬山牯嶺開茶話會，討論與抗日相關的問題，陶希聖也在被邀之列。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發表了著名的「戰端一開，只有打到底」的講話，表明了抗日的嚴正立場。牯嶺會議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持召開，政治委員會的主席是汪精衛。8月，陶希聖成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的成員之一，9月被聘為國民參議員。

然而，1937年至1939年底，陶希聖追隨汪精衛使其政治生涯留下了污點。陶希聖自1927年在武漢認識汪精衛後，他與汪精衛及汪派人士比如陳公博十分接近，並加入改組派。從廬山下山後，陶希聖前往南京，寄住在周佛海公館。當時，周佛海的公館成為討論時局的「俱樂部」，大部分成員認為中國與日本相比國力太弱，硬碰硬地打不能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主張不放棄通過外交等途徑尋求和平，他們將堅持全面抗戰、提倡焦土抗戰的主張視為不負責任地唱高調，以唱低調自詡，被人稱為「低調俱樂部」，陶希聖也屬其中一員。1937年至1938年，陶希聖與汪精衛來往十分密切，陶希聖不管是在南京還是到了武漢，經常與汪精衛晤談，有時每天見面。1938年1月，陶希聖和周佛海一起創辦「藝文研究會」，該研究會隸屬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外不公開，以收集各國關於國際問題的報告為任務，並在漢口、長沙、成都、重慶、香港等地設立分社。周佛海任總務總幹事，陶希聖任設計總幹事兼研究組組長。研究會有事，陶希聖都會向汪精衛請示，而汪對於該會的工作十分熱心地加以指導。陶希聖除了擔心敵強我弱難有勝算外，反共防共之心甚強。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順應民意聯共抗日，令陶希聖十分失望。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從昆明逃往越南河內，陶希聖同機前往。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就日華調整關係發表第三次聲明，聲稱要與「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為原則，要求「放棄抗日的愚蠢舉動和對滿洲國的成見」，中國政府與偽滿洲國建立外交關係，「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次日，汪精衛便起草了響應近衛的聲明，陶希聖和梅思平、陳公博三人帶着聲明前往香港，於31日在各報發表了汪精衛的《致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的聲明，即所謂「艷電」。電文將近衛聲明作為和平結束戰爭的契機，要求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1939年8月下旬，陶希聖在汪精衛、陳璧君的催促下由香港到上海。8月28日，汪偽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指定陶希聖為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1939年11月1日開始，代表日本政府的「影佐機關」和汪組織進行正式談判，汪精衛派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等人參加，在談判過程中，陶希聖徹底明了了日方的侵略野心，並據實向陳璧君作了透徹的說明，由陳轉達給汪精衛，他表示贊成汪精衛中止談判出國隱居。但汪精衛仍不悔改，終致不可逆轉，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形成了《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等八份文件。1939年12月30日，日汪雙方簽字之時，陶希聖稱病沒有前往。1940年1月2日，他和高宗武達成離開上海的默契，次日乘船出逃，5日安全到達香港。1月22日，《大公報》頭版以《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表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質賣到思想》為題，披露了高、陶帶出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日汪談判的真相。「高陶事件」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的野心以及漢奸的嘴臉，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的決心。自此，陶希聖懸崖勒馬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氣節。

「高陶事件」後，陶希聖一心一意追隨蔣介石直到去世。1941年，陶希聖奉重慶之命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出版《國際通訊》周刊，為國內了解國際局勢和國際問題提供參考資料。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淪陷，陶希聖混入難民之中逃出香港。1942年2月25日到達重慶，在陳布雷的公館安身，被任命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抗戰勝利後侍從室撤銷，陶希聖以少將組長的資格轉職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發布了四十三名國民黨戰犯的名單，陶希聖名列第四十一位。1949年，陶希聖到台灣，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五組組長，後改任第四組組長，以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連任九屆)，「立法委員」，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副主任，《中央日報》董事長。

陶希聖雖曾犯有嚴重錯誤，但蔣介石對他始終網開一面，仍然加以重用。其中，不能否認蔣介石欣賞陶的學問與為人，並在思想上存有共鳴。因此，陶希聖是陳布雷之後蔣介石最為倚重的幕僚，他先後幫助蔣介石完成兩部最重要的論著：《中國之命運》和《蘇俄在中國》。《中國之命運》，是蔣介石在抗戰出現轉機之時，為「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而作。1942年10月10日，英、美宣布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其他特權。隨後，蔣介石開始着手寫《中國之命運》的政論文章。題目來自於孫中山生前說過的一句話，即「國家之命運在國民之自覺」。文稿在黃山官邸花四十多天完成，經過反覆修改，再將書稿印成樣本二百本，分交給國民黨黨政領導及負責人研討，收到反饋回來的意見二百餘條，再逐條加以斟酌，對全稿進行修訂，1943年3月正式由正中書局印刷發行。全書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訂、排版校對的工作，則由陶希聖總其成。據陶希聖回憶，該書出版三個月，已行銷一百三十萬冊以上，影響空前。《蘇俄在中國》醞釀於1955年冬，出版於1956年12月。陶希聖是最初執筆人，蔣介石及其高級幕僚們和蔣經國均參與其間，補充完成。該文是蔣介石在失敗後對於世人的一個交代，中心說明由於蘇俄共產主義的滲入，最終使國民黨失去了大陸。強調了「反共」的必要性，同時也檢討了國民黨失敗的教訓。全書近二十萬字。

在擔任幕僚的同時，陶希聖另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是掌握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1943年起，陶希聖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寫了大量的社論，僅在1943年至1945年這兩年中，陶希聖發表的社論就有三百三十餘篇，相當於每兩天一篇。抗戰勝利後，陶希聖仍為《中央日報》總主筆，他站在幕後，將國民黨在政治協商、「國大」、和戰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態度揭示出來，兢兢業業地為國民黨為蔣介石掌握輿論。1968年，陶希聖以《中央日報》董事長身份退休。

晚年，陶希聖重溫舊時研究之夢，1970年他在台灣創辦食貨出版社，復刊《食貨》半月刊，筆耕不輟。1979年，八十高齡的陶希聖出任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1988年6月27日，陶希聖在台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