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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父亲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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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父亲走走》中国当代作家郑友贵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陪父亲走走

对伯伯最初的记忆底片,镌刻着他用川南常用的箩筐,挑着我和比我大一岁多的姐姐,与我妈妈一路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县城,先赶场,再到城里外公外婆家玩。我那时才三岁左右吧,途中妈妈叫伯伯不要老挑着我们走,坚持让我们自己走,不要娇气。走不了一会,我就嚷:“脚痛,走不动了!”伯伯又挑着走。嘿,别看伯伯中等身材,劲大着呢,走路象小跑。妈妈在后面喊:“走路象飞哟,又没得哪个在追你!”伯伯那时才三十来岁,生活虽清贫,但总是乐呵呵的,边走边亮开嗓子来几曲山歌。

过去,总是对母爱感受得多,我还写过散文《母亲的泪花》、诗歌《我是九月的种子》,记录母亲的深恩,母亲在家里总是主角,而伯伯是配角,象一头默默拉犁的牛。他没有温暖的话,留给我童年的是有时怒目圆睁的大眼,他那高高扬起粗糙的结满厚厚老茧靠它养活全家的大手:“看老子揍你!”,我们兄妹如小鸟轰然而散,他又忙庄稼活去了。我三岁多便背上小背篼,跟着伯伯上山,他在前面驾牛犁地,我呢,紧跟身后捡那从土里翻出的红苕,这是生产队集体收获时无法收干净留下的。太阳升高了,伯伯干脆脱了上衣,露出健康结实如大山一般的脊背来,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我兄弟姊妹六个,加上伯伯、妈妈和奶奶,全家九口人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啊,加上没油水,吃得更多。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生产队分到各家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天只吃两顿饭,都是冬春外出借粮,夏秋还粮,还常挨饿。少小的我有时还能捡一小背篼的红苕,够全家吃一顿了。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对我的行为没说过啥,真是厚道、善良。

“老子再穷,只要你读得,去借去讨,也要供你读书!”伯伯一生都为自己这个“英明”决定得意。

伯伯儿时命苦,可以说是苦水“泡”大的。不满三十岁的爷爷,大热天挑一百多斤谷子到三十多里外交租子,在路上喝冷水拉肚子,无钱医治,几天就死了,伯伯才九岁,二十几岁的奶奶从此守寡。奶奶是缠过脚的小足女人,不能下地干活,连割草也只能跪、坐在地上。还是孩子的伯伯就下田干庄稼活,如今九岁的孩子在干啥呢?坐在教室上课,大多还常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怀里撒娇呢!伯伯却只得下田、犁地、插秧、打谷子,干壮年男人干的活。奶奶说,伯伯还没有犁头高。有时牛干累了,发疯式地从田中跃起,拖着犁头满山乱跑,伯伯在后面追不上,哇哇大哭。奶奶和伯伯、娘娘常青菜萝卜糊口,每天只吃两顿饭,哪有钱送伯伯上学啊,属于伯伯的是饥饿和苦涩的童年。解放了,伯伯长大了,在政府组织的文化扫盲中,他识了一些字,我们小时候,他常给我们读《四川日报》上的新闻,结结巴巴,但大概意思听得明白,他尊敬甚至崇拜文化人,常说:“穷不丢猪,富不丢书。”我们六姊妹都先后送去上学。

我终生难忘伯伯送我到县城上学的情景。

十二岁那年,我在村小毕业了,那时升学靠推荐,能直接上县城中学的凤毛麟角,一个乡镇一年只有一两个名额。伯伯和妈妈多次找学校和乡里的头头:“我家娃娃做梦都想进县城读书,求求你们帮帮忙吧!” 好话说了几大堆,终于打动了他们,全村当年就只有我收到了县中录取通知书。伯伯背上妈妈为我捆好的棉背,一路步行送我到县中,交了七元六角学费。为我铺好了床,已近黄昏,他还要赶回去忙活计呢,我送他到校外,他说,要吃饱,听老师的话,一心读书别贪玩。望着他在暮色中渐渐消失的背影,我鼻子酸酸,伯伯的告诫和背影永远留在我脑海。

生活艰难。壮年的伯伯凶巴巴的,双手厚厚的老茧,小腿青筋鼓绽,比蚯蚓还大,伯伯却从没打过我。但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写字潦草,被他发现,用一只大手扯了一下我耳朵:“写点字象蚂蚁,歪歪斜斜!”从此做作业不敢马虎了。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对我 “动武”。

红苕、包谷、泡咸菜等伴随我度过了中学时代。第一次参加高,考名落孙山,是到学校复习来年再考?还是从此安心当农民修地球?折磨着伯伯妈妈和我的心,因为家中实在无力供我上学了,复习后能否考上?雾里看花。最后伯伯和妈妈作出很有气魄的决定:“上,再考不上就安心修地球!”于是伯伯和我牵了家中唯一那头小猪,在乡场上卖了凑学费,我又坐在了县中的教室里。

那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从乡上开会回来的伯伯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伯伯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可能考上了!”我拆开一看,果然是重庆煤矿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那时中专毕业国家都分配工作,我算是“鲤鱼跳农门”了。伯伯双眼放光、妈妈泪流。妈妈为我准备了棉被和衣裤等,伯伯累得满头大汗地送我到县城车站,客车慢慢启动,伯伯还在叮嘱:“路上小心,到学校给家里写信!”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对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写父亲送儿子上学的场面十分感动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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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友贵:四川宜宾人,作品散见《中国文化报》、《文艺报》。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