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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龄 | |
|---|---|
| 原文名 | Chen Yongling |
| 出生 | 1910年11月18日 |
| 逝世 | 2004年8月15日（93歲） |
| 职业 | 大地测量专家 |
陈永龄（1910年11月8日～2004年8月15日），男，中国著名大地测量专家，原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陈永龄院士长期从事测绘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大地测量见长曾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专著近200万字，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004年8月15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人物生平
- 1910年11月8日生于北京。
- 1931年8月至1934年7月任清华大学助教；
- 1934年8月至1935年6月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学习大地测量专业并获硕士学位；
- 1935年7月至1939年2月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测量学系学习并获工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曾历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交通部铁路测量总处处长兼总工程师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广州岭南大学理工学院教授、院长，华南工学院副院长，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兼大地测量系主任；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师兼测绘科学研究所所长。
陈永龄是我国测绘界有较高声望，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著名大地测量学家，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测绘学会副理事长。
先后担任过国家科委测量制图组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及测绘分册编委主任，《测绘学报》副主编、《测绘通报》副主编、《测绘译报》主编等职。
1980年11月陈永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并在1998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荣获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 陈永龄出生在北京市一个职员家庭，不满5岁即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小学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和高中。
1927年夏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学系，
1929年工程学系因故停办，他遂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继续攻读，
1931年毕业，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1934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二届公费留学生，陈永龄被录取去英国学习大地测量，进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1935 年又转入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测量系学习，
1937年取得特许工程师学位，
1939年取得工学博士学位。他的指导教师是德国著名大地测量学家、波茨坦大地测量研究所所长埃格尔特（Eggert）教授和史麦尔（Schmenl）教授。博士论文是：《大地测量用矢量和用经典平差方法的比较》。
在德国学习期间，为获取更多的测量知识和了解国际测绘科学技术发展动态，陈永龄进行了许多学术活动和参观学习。如1938年曾去罗马参加国际测量师联合会（FIG）的学术会议，利用暑假一个月的时间去瑞士威特公司实习，后又去捷克测量局参观。 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专门去巴黎学习了半年法语，以便能阅读更多的外文书刊。
1939年秋，陈永龄学成回国，在香港与清华大学文学系高棣华女士结婚。那时祖国各地烽烟四起，半壁河山遭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东部沿海地区已全部沦陷，他遂由香港转去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主讲测量平差和地图投影等新课程。
1943年陈永龄在四川中国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同时，还在同济大学兼任教授，主讲大地测量学、测量平差法等课程。
1944年曾赴印度考察大地测量。
1948年冬，陈永龄去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任教，直到
1949年10月14日在广州迎接了解放。
1951年，陈永龄出任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他是第一位中国籍的院长。
1952年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及粤、湘、鄂部分工科院校合并成立华南工学院。
1953年陈永龄任该工学院副院长。
1956年，当时高教部决定筹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后改称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简称武测，现合并入武汉大学），陈永龄认为，这个决定对发展中国的测绘教育和科技事业影响深远，因此不仅亲任武测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还积极参与主持武测的筹建工作。1955年他还亲自率领有关人员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为该校选定了珞珈山以南的天门山一带为校址。
1956 年建校后，陈永龄任武测副院长兼天文大地测量系系主任。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武测第一年就招收了副博士研究生，陈永龄还亲自担任了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他主持制定了武测的《1956-1957 学年工作纲要和教学科研工作计划》和《1957年科研工作计划》，并在
1957年举行了武测第一次教师科学研究讨论会和学生科学报告会。同年创办了《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学报》。这些工作都为该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永龄十分重视和关心对青年教师的培养。1957年4月，他在武测校刊上发表的题为“与青年教师谈进修问题”一文中指出：“只有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才能使高等教育质量不断地提高，才能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赶上国际水平。”
他亲自和青年教师共同讨论制定教学方案，帮助他们选择教材，向他们传授教学方法，鼓励青年教师大胆工作，并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陈永龄还亲自为身边工作的青年教师制定学习、进修规划，为他们提出努力目标，指明研究方向。他告诫青年教师，学习进修要以所在教研组的专业内容为方向，一开始不要好高骛远，要加强培训树立牢固的基础。他专门抽时间为青年教师补课，就是在外地出差也不忘对青年教师的培训。
在陈永龄的教育培养下，今天这批青年教师不但是各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而且已成为中国测绘事业的栋梁之才。
陈永龄在任研究所所长时，对研究所青年不但言传，而且身教。有位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的青年，因不懂专业，加上语文水平较低，译出来的文章水平不高，他以一个长者身份，找他到自己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帮助，逐字逐句地给他修改译文。
从大学理工科毕业的青年人，他们撰写的论文，由于普遍存在文学水平较低、表达能力较差、逻辑性不强的问题，陈永龄所长逐句逐段地帮助他们修改论文，详细讲述撰写论文的一般格式和基本要求。
凡是聆听过陈永龄所长教诲和亲身感受他热情、耐心帮助过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级教授，但他为人师表、待人诚恳、谦虚谨慎，他是位所长，但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自傲，年轻人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亲切地称他为陈老师。
在长期的大学教学工作中，陈永龄始终十分重视高等测绘教育中的教材建设，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刚恢复的土木工程学系任助教时，就与同任助教的夏坚白共同编写了《养路工程学》，这是一本结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好教材，被收入大学丛书，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位年仅20出头的青年，在教育界开始崭露头角。
陈永龄于1939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开始编写大学测量教材《测量平差法》，1943年写成，1947年出版。该书曾由商务印书馆前后发行6版，影响比较广泛。1943年陈永龄在同济大学任教时，开始着手中国第一套《大地测量学》教材的编写。
于1949年末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并对1932年夏坚白著的《实用天文学》进行了大量修改和充实，连同已出版的《测量平差法》等大地测量用书，形成了中国第一套内容比较充实，文字深入浅出的大学测绘教材。
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出版并再版，受到中国测绘界的欢迎。
陈永龄在武测任教期间，分别于1957年和1958年撰写出版了《大地测量学》（上卷一、二分册），该书吸收了国外大地测量教材的优点，紧密结合中国测量事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理论与实际并重，对大地测量学的重大问题都做了精辟的论述，成为中国建国后一部理论较系统、内容较完整、阐述较全面、切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大地测量教科书。
此书至今仍对大地测量教学和教材的编写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可惜的是陈永龄编写的《大地测量学》下卷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他的办公室时丢失，一直未能找到。这对中国大地测量教材和学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2]
学术成就
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大地控制网的布设理论和中国地区地球开关（大地水准面）方面的研究，首次发现了起自西伯利亚经过我国东部地区一直延伸到缅甸和马来西亚半岛的大地水准面上翘带。
在领导闽赣铁路路线的勘测工作时，他提出利用航空摄影的方法对要穿越许多高山峻岭的线路进行勘测，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为以后中国铁路航测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把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应用于中国铁路路线勘测的创始人。
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与人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测量学方面的大学丛书《测量平差法》《大地测量学》《航空摄影测量学》《实用天文学》。解放后，我国大地测量工作全面展开，为了适应需要，陈永龄编写出版了一部完整叙述我国大地测量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大地测量学》（上卷一、二分册）。
由他领导制订的我国第一部《大地测量法式》以及《大地测量法式说明》等著作，为建立我国独立而完整的现代测绘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60年代起，为了积极推动我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工作，他对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其涉及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性阐述，先后撰写了《关于参考椭球体定位的理论》《我国参考椭圆体定位的初步研究报告》《天文大地网平差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等重要论文。在他的指导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于1978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建成。
1982年完成的国家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成为国际上大规模天文大地网严密整体平差的一个范例。陈永龄为该项工作的完成奠定了技术科学基础。
1965年由他提出的测定珠峰海拔高程的技术方案，解决了求定观测珠峰时的大气折光和推求珠峰海拔高度的技术难题，使测定方案的科学性和测定结果的精度都超过了国外历次测定的水平，继而在他的指导下成功地完成了施测。他被誉为“珠峰测高第一人”。
70年代，卫星大地测量技术在国际上迅速发展。他积极研究和探索该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提出了发展卫星多普勒定位工作的战略性建议，对测定地心坐标，建立地心坐标系统，发展我国测绘系统的空间技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