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不速之客》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不速之客》是郑振铎写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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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离上海虽然不过一天的路程，但我们却以为上海是远了，很远了;每日不再听见隆隆的机器声，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阅，不再有一束一束来往的信件。这里有的是白云，是竹林，是青山，如果镇日地靠在红栏杆上，看看山，看看田野，看看书，那么，便可以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偶然地听着鸟声磔格磔格地啭着，或一只两只小鸟，如疾矢似的飞过槛外，或三五丛蝉声曼长地和唱着，却更足以显示出山中的静谧来。
然而我们每天却有两次或三次是要与上海外面世界接触的;一次便是早晨八时左右邮差的降临，那是照例总有几封信及一束日报递来的。如果今天邮差迟一点儿来，或没有信件，我们心里便有些不安逸。
“我有信没有?”一见绿衣人的疾步噔噔噔地上了楼，便这样地问;有时在路上遇见了，那时时间是更早，也便以同样的问题问他。
他跑得满头是汗，从邮袋中取了信件、日报出来，便又匆匆地转身下楼了。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已与这个邮差熟悉。因为每次送这一带地方邮件的总是他。据他说，今天上山的人不到三百。因为熟悉了，在中途向他要信时，他当然不会不给的。
再一次是下午一时左右;那时带了外面的消息来的，又是邮差，且又是同样的那一个邮差，不过这一次是靠不住的，有时来，有时不来。
最后一次是夜间九时左右，那时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轿子来的时候。因为滴翠轩的一部分是旅馆，所以常常有游客来。我的房间隔壁，有两间空房，后面也有一间，这几个房间的住客是常常更换的。有时是官僚，有时是军人，有时是教育家，有时是学生，——我还曾在茶房扫除房间时，见到一封住客弃掉的诉说大学生生活的苦闷的信——有时是商人;有时是单身，有时是带了女眷。虽然我是不大同他们攀谈的，但见了他们各式各样的脸，各式各样的举动，也颇有趣。不过他们来时，往往我们已经睡了。第二天一清晨，便听见老妈子们纷纷传说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有事，坐谈得迟了，便也看见他们的上山。大约每一两夜总有一批人来。一见轿夫挑夫的喧语，呼唤茶房的声音，楼梯上杂乱匆促的足步声，便知山客是又多了几个了。有时，坐在廊前，也看见对山有灯火荧荧的移动。老妈子们便道：“又有人上山了。”刘妈道：“一个，两个，还有一个。妈妈呀，轿子多着呢!今天来的人真不少啊!”这些人当然不是到滴翠轩来的，因为到滴翠轩是走老路近，而对山却是新路，轿夫们向来不走的。走新路的，都是到岭上各处别墅去的。
第一次、第二次的外面消息，是我们所最盼望的，因为载来的是与我们有关的消息。尤其热忱的来候着的是我。因为，箴没有和我同来，我几次写信去，总催她快些上山来。上海太热，是其一因，还有……
别离，那真不是轻易说的。如果你偶然孤身作客在外，如果你不是怕见你那母夜叉似的妻，如果你没有在外眷恋了别一个女郎，你必定会时时地相思到家中的她，必定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离情别绪萦挂在心头的，必定会时时地因事，因了极小极小的事，而感到一种思乡或思家之情怀的。那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毋庸其讳言。即使你和她向来并不怎么和睦，常常要口角几声，隔了几天，且要大闹一次的，然而到了别离之后，你却在心头翻腾着对于她的好感。别离使你忘了她的坏处。而只想到了她，特别是她的好处。也许你们一见面，仍然再要口角，再要拍桌子、摔东西地大闹，然而这时却有一根极坚固极大的无形的情线把你和她牵住，要使你们互相接近。你到了快归家时，你心里必定是“归心似箭”，你到了有机会时，必定要立刻地接了她出来同住。有几个朋友，在外面当教员的，一到暑假，经过上海回家时，必定是极匆忙地回去，多留一天也不肯。“他是急于要想和他夫人见面呢。”大家都嘲笑似的谈着。那不必笑，换了你，也是要如此的。
这也毋庸讳言，我在这里，当然的，时时要想念到她。我写了好几封信给她，去邀她来。“如果路上没有伴，可叫江妈同来。”但她回了信，都说不能来，我们大约每天总有一封信来往，有时是两封信，然而写了信，读了信，却更引起了离别之感。偶然她有一天没有信来，那当然是要整天地不安逸的。 “铎，你不在，我怎么都不舒服，常常地无端生气，还哭了几次呢。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这是她在我走了第二日写来的信。
凄然的离情，弥漫了全个心头，眼眶中似乎有些潮润，良久，良久，还觉得不大舒适。
听心南先生说，有两位女同事写信告诉她，要到山上来住。那是很好的机会，可以与箴结伴同行。我兴冲冲地写了信去约她。但她们却终于没有成行，当然她也不来了。我每天匆匆地工作着，预备早几天把要做的工做完。她既不能来，还是我早些回去吧。有一次，我写信叫她寄了些我爱吃的东西来。她回信道：“明后天有两位你所想不到的人上山来，我当把那些东西托他们带上。”
这两位我所想不到的人是谁呢?执了信沉吟了许久，还猜不出。也许是那两位女同事也要来了吧?也许是别的亲友们吧?我也曾写信去约圣陶、予同他们来游玩几天，也许竟是他们吧?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这两位还没有到，我几乎要淡忘了这事。
第三夜，十点钟的光景，我已经脱了衣，躺在床上看书。倦意渐渐迫上眼睫，正要吹灭了油灯，楼梯上突然有一阵匆促的杂乱的足步声;这足步到了房门口，停止了。是茶房的声音叫道：
“郑先生睡了没有?楼下有两位女客要找你。”
“是找我吗?”
“她说的是要找你。”
我心头扑扑地跳着。女客?那两位女同事竟来了么?匆匆地穿上了睡衣，黑漆漆地摸到楼梯边，却看不出站在门外的是谁。
“铎，你想得到是我来了么?”这是箴的声音，她由轿夫执的灯笼光中先看见了我，“是江妈伴了我来的。”
这真是一位完全想不到的不速之客!
在山中，我的情绪没有比这一时更激动得厉害的了。[1]
郑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