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堯
邵景堯，字熙臣，又字芝南，浙江昌国卫（今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昌国）人。晚明官員。
景堯少有才名，号“浙东十四子”。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成進士，殿試名列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擢洗马，掌司经局，曾奉使出封宗藩。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随谕德赵秉忠典试南畿。後乞歸還鄉。癸卯丁外艰，甲辰丁内艰，庚戌服满，升司经局兼左春坊左谕德，壬子典试南京应天省。癸丑（万历四十一年）告病归里。癸亥起用未任，病故。崇祀象学乡贤祠，建坊县城东街上尊殿前。
曾參修萬曆《象山县志》十五卷，著有《邵大师诗文集》。
目录
殿试
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和最后一级，殿试题目一般由皇上亲自钦定。1598年，万历皇帝朱翊钧亲自主持殿试，皇帝亲自出的殿试题目是《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这个题目非常明确，就是要求答卷人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回答如何执政和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执政的问题。笔者有幸从《昌国卫邵氏宗谱》中看到邵景尧的殿试答卷。邵景尧在一天时间内（从清晨到傍晚），以惊人的才华答写了这份试卷，他以犀利的文笔，简洁的语言和独特的见解论述了帝王与百姓、政策与法制、法制与德制的关系。他将皇帝君主与平民百姓置于平等地位，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以法制、德制及廉政以安民心，稳定社会的主张，显示出其非凡的才智。通篇试卷文笔流畅、气势磅礴、观点鲜明、主题集中、说理透彻、一气呵成，是一份难得的治国平天下的好文章。兹录邵景尧殿试卷全文于后，以飨读者。
邵景尧殿试卷
圣不自圣，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慕唐虞考绩之典，究文宣优劣之殊，以名实不淆为治道之先务，以明良相信为孚契之大端。真有不废法而亦不专任法者愿。臣甫辨志时，每思蹑风云之会，纾芹曝之忠，而今幸曹际圣明，正千载一时也，敢无辞以臣对。闻考课之法，昉自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考言而先之询事是知人如尧，而不废考课也。舜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又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敷奏，继以明试。”三载终以三考，是知人如舜而不废考课也。皋陶飏言曰：“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屡省而后语成，是知人如皋飏，而不废考课也，夫唐虞之世，元首明，股肱良，自僚师师，群工济济，岂其疑心志而任耳目，乃鳃鳃焉拘此 令甲为哉？其精诚之意，贯彻于上下之交，如家人一体，原无贰之心。其考核之法，维系于僚寀之间，与关石并垂，无复疏漏之失。交之愈亲，防之愈密，其诚弥笃，其法弥详，此唐虞之以有为而成其无为也。世之降也，主者厚绳人以法，而薄责已以诚。谓一黜一陟，惟吾操纵，欲天下无逃于法之外，而旋任旋疑，天下亦各相规避窥，以越轶于法之中正。以昔之考课者，诚与法合而为一，故天下不欲欺，亦不能欺。后之考课者，诚与法分为二，故天下阳应以文，而阴肆其伪。安见君子长者之道，不可以治化天下，而其实无妄之诚，徒蕴于中，而不达于外哉。汉文帝恂恂长厚，上有不尽之法，而有疏节阔目之政；下修不雕之朴，而有奉法循理之风。当时循良卓异之吏蒸蒸兴起，可谓德让君子矣。汉宣帝斤斤综核，有程石察渊之明，而少恬愉在宥之致。恃洗垢索瘢之智，而寡安舒古默之规。神雀（爵）、五凤之间，伪增受赏，安在过察之为得乎？急节非清庙之响，疾辔（非）千里之驾，督责非风厉之原，谓孝宣不如孝文，岂不有旨哉。
洪惟太祖高皇帝，辟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于重光。当时相与共成光明正大之业者，惟此中外之彦，其殿最百官，三载九载，昭常期也；敷奏明试，昭公典也；固已远溯唐虞，近陋文宣矣，然而推心置腹，披衷见诚，造膝密筹，不以为嫌，和颜降色，不以为屈。大诰三编，首重同游之盛；诸司职掌，独严建官之条；岂尊卑回绝，而爵禄自擅者，第承胜国之习，立法宜周，旌贤能，推奸暴，虽详于法，而实根于诚也。
列圣授守一道，递加绍绎。至肃皇帝，益光两（而）大之。煦育噢咻，恩深于雨露；信赏必罚，威厉于风霆；诚随法运，猗欤休哉。垂范当年，功流万祀矣。
陛下羹墙 列祖之鸿模，步武肃皇之懿轨，固宜吏习淳，士风正，民困苏，达（疑为“挞”）伐张，冤滞仲虚，冒革旧章，亲诏尊之如神明，行之如流水。乃列在下风者，多诞慢成习，旷官不渐，浮靡相尚。有如圣制所及者，讵诚不足恃，法不足维欤？夫抚按责监司，监司责守令，此课吏之法也。今此之耳目，寄于爱憎；彼之精神，熟于迎合，吏治安得不偷。故责在抚按、监司，不专在守令也。宪臣下郡邑，下博士弟子，此课士之法也。今进春华而抑秋实，右辞章而绌理解，士习安得不诡，故责在宪臣，郡邑不专在博士弟子也。尺一甫下，而催科愈烦，汪泽安能下注，则贪墨之惩戒宜严。兵戎已诘，而老弱未汰，则行伍安能充实，故选练之军政宜肃。律例昭如日星， 而意为出入，则肺石之冤未雪，故枉之纵之风不可长也。民膏无轻毫厘，而巧为干设，则尾闾之泄可悯，故旁溢之窦所当塞也。此六者皆法也，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诚是也。诚者以真心实意与天下相凝结，而不疏于法，亦不苛于法者也。诚心以兴吏治，而不以文治，挠循牧之权，则龚黄接踵。实心以风学宫，而不以文具靡青衿之习，则朴棫成风。（实）心以拯民困，而不以小惠妨公平之体， 则倒悬尽解。实心以饬武备，而不以功令，缚孟贲之手，则干城有托。实心以清无告之冤，而不以喜怒淆司寇之议，则囹圄不烦。实心以全不贪之宝，而不以宠络罄省府之藏，则干没屏息。故蕴之于不可见，而达之于不可见者诚也，用法者不可不务尚也。昔孔子告君云，九经本于一诚。朱熹入对，或曰，正心诚意之学上所厌闻。熹曰：平生所学在此。是诚之一言，所为以大本而行大法者也。陛下以诚行法，吏治民安，岂不媲美唐虞，追纵 列祖，而何必较优劣于汉之文宣哉。然遇臣犹有献焉。诚者法之源也，学者诚之要也。伏惟日御经筵，时勤顾问，公卿辅弼，不离于前，格言谠论，不辍于耳。人欲去而天理纯，圣德配乾行之健，圣心符太虚之公，于以从容中道不难矣。书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修德罔觉。学至则诚存，诚存则考课之法不足言矣。天下幸甚，愚臣幸甚。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天威，臣不胜战憟陨越之至。臣谨对。
殿试卷简析
试卷首先认真总结历史上帝王治国的经验教训。唐虞之世有《舜典》的治官之道，三载一考，三考九载，乃考其功绩，以功绩明暗而进退人材。故唐虞之世“元首明、股肱良，百僚师师，群工济济”。百姓们过的是“舜日尧天欢无极”的日子。但到后世，主事者“厚责人，薄责己”，一升一降，惟己操纵而已，故天下“阳应其文，阴肆其伪”。在西汉时期，曾有过一段“文景之治”，指是的汉文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邵景尧很赞赏汉文帝，说他政策宽缓，简化法度，在全国注重道德教育，千方百计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这就是治国思想畅通，治国办法又不疏忽。一方面有国家的法律起着威胁作用，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教育。上边有精神，下边办实事，上下相互儆戒，不用经常地检察，就能收到良好效果。当时“循良卓异之吏蒸蒸兴起，可谓德让君子矣”。后来的宣帝就有差距了，他虽然是个精明的皇帝，他的官员也称职，百姓也安宁，但他对国家的事情只注重检察，而不注重根本上治理。于是检察不到的地方必然出漏洞，上上下下虚假的东西就多了，不该受赏而受赏的人逐渐多起来，百姓不服气。
邵景尧非常佩服明太祖朱元璋，说他在政权草创初期就定谋略，建制度。天下大局奠定之后，又进一步立纲纪、陈法度，为后人留下了恢宏的治国章程，远溯唐虞，近习文宣。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奖励和惩罪政策。
为了对殿试卷的题目作进一步回答，邵景尧针对当时社会的现实，给皇帝提出六条治国安邦建议。
一、严格选拔和考核各级官员。皇上图谋治国，必须设置和选拔好各级官吏，而且对这些官吏要有明确分工，让他们按照职权各负其责，不允许任何人做超越职权的事。然后按照他们所做的事考核其政绩，决不能放纵。现在大部官员，爱憎不分，迎合上宪，吏治焉有不坏。故诚心兴吏治，不能光靠文件和口头说事，要考核为主，象龚遂、黄霸那样的好官会接踵而出。
二、培养教育官吏，抓好教育。教育者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规范道德水平，以维护和振兴好的社会风气。针对当时学风中存在的欺诈和虚伪行为，国家必须下决心培养和磨砺一批管教育的官吏，对他们寄于重托，放手让他们工作，在全国形成认真读书的风气，则人才辈出。
三、加重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有的百姓穷困不堪，盗贼蜂起，但又投告无门，就是因为社会上还有贪官污吏，必须加重对贪官污吏的惩处，并罚他们倾家荡产。要实心以拯民困，解民倒悬之苦。
四、加强军队建设，严格军人的遴选条件。军队中那些世袭富家出身的纨绔子弟当军官，不学无术，根本不会打仗。老弱残兵未汰，空饷额大。故选练之军政当严，行伍方能充实。要实心办理武备，则干城有托。
五、国家律例照如日月，要诚心实心地执行。要让全国官吏和百姓不但熟识法令，而且要自觉遵守，清除积冤，安定民心。积冤得不到伸张，抑郁之气得不到表白，社会就无法太平，因此要特别注意刑罚的准确性。奖励清官，严惩昏官，百姓就不会有冤案了。
六、民脂民膏，不能随便浪费。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国家财物。对那种虚报冒领，贪污浪费者，则要坚决治罪无赦。对财务收支有节制者，应该表扬他们富国裕民的忠心。
孔子云：九经本于一诚（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只有诚心先立，实政继举。皇上以诚行法，吏治民安，岂不媲美唐虞，追上列祖，又何必比较优劣于汉文宣之治呢！
为邵榜眼叫屈
宋代的潘美，明代的袁崇焕等，民间传说是奸臣，正史是好官。邵榜眼在民间传说是一个反面人物，即奸臣，但在正史中是个正面人物，好官。
一屈，在封藩途中谋杀昌国卫指挥武胜。《武氏宗谱》载：武胜在永乐间随俞士吉敕封南洋诸国于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初一病死于归国途中。邵景尧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榜眼及第。两人相距两百余年，何来杀武之说。
二屈，关于东溪岭“你平我不平”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在当时社会条件根本不可能开劈东溪岭或洞穿东溪岭。
三屈，戏剧《明末遗恨》中有四奸臣，邵景尧其一，头戴尖纱帽翼。《明末遗恨》说的是崇祯帝吊死煤山事。邵景尧死于崇祯登基前五年的天启三年（1623年），崇祯吊死在崇祯十七年（1644），邵景尧何辜？
在诸多有损邵景尧的故事中，没有一个说他是贪官的，正史上说他是好官。陈汉章《象山县志》说他是“耆年雅望，乡人矜式”。
邵景尧为官十九年是清贫的。邵景尧在世时没有盖过高楼与亭园，他的故居尚在，与一般百姓住宅无异。
尊祖敬宗是文人的大事。邵景尧在世时连宗祠、家谱都未修建。《邵氏宗谱》修于他死后171年的乾隆五十九年，宗祠建于他死后280年的光绪二十九年。而邵景尧在世时因清廉而无能为力。
文如其人，从邵景尧的殿试卷及其诗文看，（《闻宁夏起变》、《吴侯惠政记》等）忧国忧民可见一斑。
万历三十一年，偕谕德赵秉忠典试南畿，以提拔孤贫为己任，有张炜者，少时孤母苦节抚养，贫而有才，这样的人多有提拔。又如华亭张拱端兄弟及周延儒等履端轨端者，同时中举，一时传为美谈。
为什么在社会上对邵景尧诸多流言蜚语呢？其原因是当时政权之腐败，昌国卫是海防要地，正副指挥及诸千户等官皆世袭子弟，不学无术，横行霸道，只会欺待百姓，不会打仗；兵多老弱，多吃空饷，以致城防失守，倭寇入城抢杀掠夺，皆因官兵巡防无方、贫财失戒所致。邵景尧看在眼，恨记心头，多发责备之言，能不引起官兵记恨，邵有功名在身，官兵亦无可奈何，唯有造谣攻击，邵在外做官，乡人听信谣言，故而流传开来。然谣言无一是说邵景尧是贪官污吏，邵榜之清廉可见一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