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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通鉴一般指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 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这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 ），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 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编者简介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创作背景
资治通鉴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 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 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 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 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 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 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 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 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 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 《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 今元祐本已不可见。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作品鉴赏
立场主题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 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 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 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 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 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 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 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 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 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 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 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 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 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 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 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资治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 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对于军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 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 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