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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賦風骨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概念和術語,實質是對辭賦文學作品內容和辭賦作品文辭的美學要求。以「風骨」評詩論文最完備最系統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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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骨類別

魏晉辭賦風骨 樂府風格的文人化,文人賦由於吸收了民歌的精華,也開始擺脫漢賦的浮華氣,形成了一種自然天成,個性飛張的風格。這方面成就較高,具有代表性,眾耳能詳的莫過於「三曹」父子。曹氏父子不同於其它建安文人。「悲涼」「古直」(鍾嶸語)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嘆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曹植的賦與一般文士的賦也大不相同,沒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邁不凡」(見《漢魏六朝詩鑑賞大辭典》)。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主角意識的深刻表現。正始文學,則明顯具有文人氣的特徵,但在表現個性上卻與建安一脈相承。至若入晉之後,則漸少爽朗剛健的風骨。魏晉風骨對後世影響很大,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另外,魏晉辭賦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

建安辭賦風骨 建安辭賦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駿爽剛健風格。「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鄴城、洛陽一帶),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漢獻帝最後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時間。建安辭賦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南朝劉勰和鍾嶸反覆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讚「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魯迅先生說:「文學的自覺時代」。建安辭賦風骨,所指的辭賦文學風貌,主要是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劉勰也強調:辭藻修飾與風骨良好的結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從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風骨的人儘管各自的着眼點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針對當時文壇上的一些不足,象辭藻過於華麗,用字過於艱深,風格軟靡無力,內容或空洞或繁雜,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氣,內容充實,感情充沛,風格明朗剛健等,這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風骨考證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運用於魏、、南朝時的人物評論,大體上「風」偏重指精神氣質,「骨」偏重於指骨格形態,二者密不可分,合而為一為風骨。後來也沿用到了書畫理論中。「風骨」用來品評人物,始於漢末,魏晉以後曾廣泛流行,如《宋書·武帝紀》稱劉裕「風骨奇特」,《世說新語·賞譽門》劉孝標註引《晉安帝紀》稱王羲之「風骨清舉」,《南史·蔡撙傳》稱蔡撙「風骨鯁正」等。「風骨」,一般指人的神氣風度方面的特點而言。品評人物的概念,即為文論和畫論所採用。 風骨,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風骨,最早用於品評人物,有人認為風骨即風格,也有人認為風骨即形式、文辭與內容、思想的關係。《解說》中的「風清骨駿」即「文情並茂的、結構嚴密的、剛健朗暢的美」,這才是後世人所樂道的魏晉風骨。自古來,詩便有「言志」之說。所謂的「志」從《尚書》的實際講應「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負」(朱自清《詩言志辯》),也就是一種個性的主張。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