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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树帜
原图链接来自甘苏农业大学
出生	1894年8月8日
国籍	中国
籍贯	湖南临澧县
母校	武汉大学
职业	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
研究领域	农业科学、古农学研究

辛树帜，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为中国西北的农林教育和科学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心血。晚年从事农业科学、古农学研究，撰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著作，为中国农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概况

辛树帜，字先济，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烽火乡辛家嘴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全家只有3亩田，另佃地20多亩，自家耕种，其兄帮人打零工。九岁丧父，小时候曾给地主放过牛，后由其兄抚养长大。9岁人私塾启蒙，1906年秋入高小4年级，1910年进常德师范学校，1915年秋21岁时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辛树帜在武昌高师学习时，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刻苦攻读，决心振兴祖国，以教育和科学昌明政治，解万民于倒悬。当时，他支持孙中山、黄兴的主张，信仰三民主义，并加入国民党。

1919年春实习期间，得到原籍临澧县政府的100元津贴，随同学到日本考察了一个月。1919年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为了筹措出国留学资金，他不辞辛苦，在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等处任教。教学中，他注重引导学生从实际和实践中学习科学知识，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去采集标本，对学校和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时蔚为风气，使不少学生由此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如后来成为知名专家、教授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植物学家吴印禅等，都是他当时的学生。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节衣缩食，他积攒了2000多元钱，便于1924年赴欧留学。他原打算以勤工俭学方式到美国留学，但当时美国实行的移民政策，限制华人入境，便改变主意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

1927年冬，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时，辛树帜突然接到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戴季陶、朱家骅发来的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他本想在柏林大学再深造一二年，但因一再电催，又寄来路费，就只有先踏上归程。 但是，他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根本不想从政。加上在柏林大学，他的指导教授笛尔斯曾告诉他，“中国的广西瑶山地区，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他一心向往要到那里去作认真的考察，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这一空白点。因此，回国后，他首先婉言谢绝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并再三向戴、朱两人说明自己的想法：“我国地大物博，素为世界所重视。而我们的科学落后，尚没有我国人自己作的精密调查，历来所见关于中国生物之记载文献，多出自外国人之手。其中虽不乏治学之士，但也有居心叵测，为本国利益搜集资料存心侵略之辈，听其深入各地从事采集，丧失国家主权，实是我们莫大耻辱！今日为求我国学术之发达，查明各地物产实际情况，以供祖国开发之参考，自行着手调查，实属刻不容缓。桂省交通不便，外人尚未调查，尤为亟待考察之区。俟桂省调查完毕，然后再扩至滇、黔、蜀、湘、赣诸省……”（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日程》1928年版）。经他一再争取，终于被中山大学聘为生物系教授兼主任。

1932年，辛树帜前往陕西，考察了西安、华山、周陵、草滩等地，放眼祖国大西北这片广袤而又贫瘠的土地以及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他被黄土地那沉重而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下子迷恋上了这片黄土地，从而萌发了“开发大西北”的一整套宏伟构想。当时，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他首先想到民以食为天，想到农、林、牧业。后来他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管子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开发西北，道在其中矣”。要发展农林牧业，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是否发达。由此，他联想到偌大一片黄土地，纵横五省区，竟没有一所高等农林院校的现状，萌发了创办一所西北农林高等院校的设想。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支持。特别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等的大力支持。是年秋，于右任、戴季陶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获得通过，并由于右任、戴季陶、朱家骅、焦易堂、邵力子、杨虎城、辛树帜等15人组成筹委会，集资在武功杨陵营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1936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辛树帜继于右任之后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同年初即开始招生。当时该校设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水利、农业经济6个组（后改称系），校址在陕西武功张家岗（今陕西杨陵区）。因当时陇海铁路尚未全面通车，又很少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加上西北的贫穷与落后，要在大西北办高等农林教育，谈何容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大学校长能否把学校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聘到一批著名教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地处陕西关中偏僻农村，又是初建，条件很差，与各种条件均优越的沿海大城市院校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但辛树帜抱着求才若渴，凭借他的真诚热情、没有官僚作风和市侩习气，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来到黄土高原与他合作共事。其中有农业经济专家杨亦周（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张德粹，水利专家李仪祉、沙玉清、余立基，物理学家祁开智，园艺专家湛克终、章君瑜、涂治（后任新疆八一农学院院长），地质专家王恭睦，农学家沈学年（现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土壤专家周昌芸，化学专家薛愚，植物学家孔宪武，昆虫学家黄其林，林学家齐敬鑫，兽医学家盛彤笙等国内造诣较深、有相当名望的专家教授。随后，一批又一批专家教授及留学归国的年轻学者，也受他的人品、学品、才识所吸引，来校从教。1938年，北平大学农学院由汉中迁至陕西武功，河南农学院畜牧系由郑州迁到陕西，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西北农学院，辛树帜改任院长。

抗战胜利不久，他又重回西北，着手筹办兰州大学。这是因为他与祖国的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北科学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亦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参见1947年《兰州大学校讯》一卷一期《辛校长树帜上教育部签呈》）。首先，他着手进行兰州大学机构的调整与建设，将原甘肃学院改为政法学院，将原西北医学院分院改为医学院，并按综合大学模式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此外，他认为发展畜牧业和防治牲畜疾病，改良禽畜品种，对于发展西北经济，促进民族团结大有裨益，便上书当时的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特设了兽医学院。从而使当时的兰州大学成为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由中国文学、英语、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政治、经济、银行会计、法律、医学、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细菌、病理、寄生虫、内科、外产科、卫生学、畜牧学等26个系科组成的有特色的综合大学。

曾经，兰州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兰州医学院，成为甘、青、宁、新四省医学院校之冠。兽医学院白手起家，亦逐步成为西北驰名的兽医中心，1947年独立成校，1958年扩展为甘肃农业大学。如今兰州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前身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均为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农业大学所在地杨陵，由西北农学院起根发苗，逐步形成驰名中外的农业科学城和西北农林牧水教育科研人才的摇篮。 兰州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电催辛树帜从兰州前往南京，辛树帜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兰州，领导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全体教职员工迎接解放，从而使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标志着辛树帜新生活的开始。是年10月，辛树帜到北京学习，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革命书籍，特别是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前途无限光明。他充满信心和力量，欣然接受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托，重回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之职，他既感激又兴奋，终于有机会实现他早年发展西北农业的夙愿。西北农学院解放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师资不足，许多从各地来到该院的教授纷纷他去，有的还去了台湾。许多重要课程无法开出。辛树帜到校后，先后吸引了一批批知名专家教授来校任教任职，充实和加强了该校的师资。其中如数学专家管竹，电工专家康清，水利专家蒋泳秋，牧医专家粟显卓，土壤肥料专家赵云梦，化学专家俞劲、吴中禄，木材加工专家汪秉全等等。他的学生和战友、留学英国的生物化学专家石声汉，也从武汉大学重返该校。

起初，研究工作举步维艰，1958年古农学研究还一度受到冲击和非难。但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由于他组织得当，参与者大力配合，前后20年时间，整理出版了20多种500多万字的著作，受到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赞扬，尤其是《齐民要术今释》和《农政全书校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为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农业卷”，曾派助手来中国与他们座谈讨论，并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科学史农业卷的工作，极大地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帮助。”中国树木分类专家陈嵘称赞辛树帜“是自然科学专业的，而研究我国最早的《易经》、《禹贡》两部古书，在国内还是第一人”。日 本的天野元之助和西山武一两位教授，都以研究中国古代农业著称。当西山武一1958年第一次看到《齐民要术今释》时，高兴地说：“这不仅是贾学（贾指《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之幸，对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积极推动作用。”辛树帜研究著作出版的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易传分析》、《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的研究》、《农政全书159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禹贡新解》等。其中《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根据从西周到唐朝末期的多种书中有关果树的记载，系统地分析比较了我国最早果树栽培的成就，认真考证了这一时期果树的种类和名实关系，论述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果树栽培技术，以充分的论据说明我国原产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成功地考释了我国早期古籍中所记载的基本果树资料，为后来人从事果树史的研究理出了头绪，也为研究各类专业农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56年，他发起组织“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对陕北地区18个县，尤其是丘陵沟壑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并与各地、县党政领导、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座谈，整理出考察报告，在次年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阐述了解放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根治黄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听完他的发言，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在今后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这为他致力于中国水土保持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动力。经多方搜集资料，艰苦探索，辛勤钻研，1958年国庆前夕，他写成了《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发表于《科学史集刊》第2集。

1971年底，他从“牛棚”里出来，多年精心经营的古农学研究室被解散，多年一起工作的战友、学生石声汉已病故，妻子康成懿也已故去。一连串深重的打击，对于倍受折磨的辛树帜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人劝他就此退休，颐养天年。但他不仅未被这些深重的打击击倒，而是出人意料地要求上班、工作，在人生旅途中继续拼搏。1974年，辛树帜倡议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的意愿，得到陕西省水土保持局的支持，一整套编写构想也已由他酝酿成熟。1976年，他已届82岁高龄，不顾同事、亲朋再三劝阻，亲自带队前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区，考察南方水土流失情况。这次考察，使《水土保持学》编写人员深刻认识到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北方黄土高原地区严重，南方红壤地区和丘陵山区也一样严重。同年，《中国水土保持学》初稿写出，但他因视力减退，不能亲自执笔校阅，只能让编写组同志逐章逐句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提修改意见。全书完成后交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辛树帜除主持和亲自参加上述研究课题外，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论著的发表出版等“杂务”上，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休息时间，去为人写信、改稿等，体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和造诣精深的长者、农史学科带头人“甘为人梯”的可贵精神。其实，石声汉教授在古农学研究上的贡献，也同样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对石声汉留下的遗稿《辑校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以及《农政全书校注》共约70万字的加工整理，使出版社能接受出版。辛树帜在1973年盛夏，不顾酷热整整利用一个暑假，对《农政全书校注》原稿作逐字逐句地认真复审，并将原书校、注、案三种体例的50万字，合并成注解一种，删简到30万字，最后，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辛树帜这种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严谨治学、乐当配角的高尚品德，不愧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学术界、科教界的榜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树帜积极参加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的筹建工作，担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兼宣传部长。他善于团结人、关心人，对九三学社的组织及其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做了大量认真细致感人的艰苦工作。1971年，他还在“牛棚”没有出来，得知陕西省对台办公室要他给台湾的科技、文化、教育界友人写公开信时，他毫不考虑自己尚在“难”中，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感人肺腑的言辞，向在台友人致意，期望共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和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在台湾的黄少谷先生是他早年在湖南明德中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解放前与他过从甚密，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是国民党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他写信给黄少谷先生“再施鼎力之才，为国家民族之昌盛做出贡献。”并多次亲自草拟对台宣传广播稿件。直到他生命垂危之际，犹念念不忘在台友人，希望他们回来看看，为祖国统一尽心尽力。辛树帜1922—192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曾与毛泽东同事。1957年辛树帜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时隔30多年，两人再次相见，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直呼他的名字。在听了他对发展全国农业生产和开展古农学研究的汇报后，毛泽东称赞不已，并说他的名字取得好，“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人物简历

辛树帜，字先济,（1894——1977），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 ，

• 1910—1915年　考入湖南（常德）第二师范学校。
• 1915年　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
• 1919—1924年　到日本考察一个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等校任生物教员。
• 1924年　负笈欧洲，自费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
• 1925年　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攻生物学。
• 1928年　返回国内，出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 1932年　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
• 1933年　教育部编审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任馆长。
• 1936年　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
• 1938年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易名西北农学院，继任院长。
• 1939年　先后任行政院经济部农本局高等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川西考察团团长、湖南省参议。
• 1945年　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
• 1946年　任国立兰州大学校长。
• 1948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 1950年　重回西北农学院，任院长。
• 1977年10月24日于西安病逝。

主要论著

• 1 辛树帜．禹贡制作年代的分析．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3）．
• 2 辛树帜．易传的分析．西北农学院学报，1958（2、3、4、）．
• 3 辛树帜．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科学史集刊，1962（2）．
• 4 辛树帜．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
• 5 辛树帜．禹贡新解．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 6 辛树帜．主编．农政全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985．
• 7 辛树帜．永远不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陕西日报，1977．01．10．
• 8 朱士光．辛树帜先生与《中国水土保持概论》．辛树帜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