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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目錄

作品欣賞

宋朝人說書

一個民族的文學,在起初,都是歌唱和講說的。歌唱,這後來就是詩歌,講說,就是小說故事。

我們不去研究很古遠的事。一不講兩漢、三國,二不說五代、殘唐,單說在大宋年間,汴梁城裡很是繁榮,人民的生活富足閒散,遊樂的地方和遊樂的花樣也就很多。街上有很多的雜耍場叫做「瓦子」。就是《水滸傳》上說的「三瓦兩舍」的瓦子。瓦子裡有一種遊藝就叫做「說話」。「說話」就是說故事,就是後來評詞評書的起源,名副其實的「口頭文學」。正像那些跑馬上刀山的叫賣藝的,幹這行的人,就叫做「說話人」,和現在做文化工作的叫「文化人」一樣。這是一種專門職業,因為互相競爭,爭取聽眾,也就產生了「專家」,各自有了門路。

這些專家各有自己拿手的玩藝,以享盛名。據老輩人記載,當時的「說話」分為四類:就是「說合生」,「說諢經」,「說三分」、「說五代史」。合生好像就是短篇故事,是即興的,隨起隨落;諢經,是講佛家參禪悟道的故事;三分是講三國;

五代史——這在宋人說,是講近代的歷史了。

也有這樣分的:小說、說經、說史、合生。小說又分為三大類:說銀字兒,是講煙粉、靈怪、傳奇的;說公案,是講提刀趕棒,搏拳短打,和發跡變態的,這就是後來的《水滸》、《七俠五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一類形式的小說;說鐵騎兒,是講士馬金鼓——好像就是後來士子趕考、大將出征一類的小說。以上三種好像都是長篇的大書本。

據記載,那時候吃這碗飯的人很多,出名成家的就有好幾十位,也想見那時說書文學的發達了。甚至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有一種同業組合,叫做「雄辯社」,集體的研究創作和技藝。

說書雖在說書的人各運匠心,隨時生髮,信口開河,但也有簡單的底本,以作憑依,這叫做話本。

宋人話本是中國很古老又珍貴的文學作品,因為它們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和當時的人民生活相關聯,不但柳蘇古文不可望其項背,就是後來的小說,也常常失去了它那種樸實淺顯的風格。

這些殘存的宋人話本,題名《京本通俗小說》,都是短篇:

《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等,看標題很像近代新小說的做法。

每篇有頭有尾,講說的時間自然不會很長,好像一個小段。它們的內容取材多是近時的事,也有的采自別的說部,主要是娛樂性質,也有懲勸的成分。

它們十九都用閒話或者別的事情開場,然後再轉入正文。

這個引頭的玩藝叫做「得勝頭回」,有的用詩,有的用個更短的故事,這故事或者和正文所講的相似,也有的正相反。

這樣由淺入深,或由反入正,加深聽眾的印象,這種形式一直傳到今天,大鼓書的冒頭還常常用它,至於用《西江月》開場,那更是成了一種公式了。

語言,非常樸素,故事也着重人民生活的描寫,現在引一段作證:

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卻是甚用?」那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

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吃他的酒才來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為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才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為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

(《錯斬崔寧》)

的詩詞,也有無名的民間的通俗詩詞。在本文里,說着說着,來個「正是」,緊接着就是一對聯句,這東西,我們叫它「插詩」吧,是很有趣的東西。我們摘舉一些:

三杯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又:

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以上全摘自《碾玉觀音》)

在散文里插上兩句這樣的韻文,使得前面的敘述,得到一清晰深厚的概括印象,加深藝術感染的效果,自有它很大的好處。這種形式在後來的小說,例如在《警世通言》等「三言」或《今古奇觀》里,我們常常見到: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常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到幾時。

(《蘇知縣羅衫再合》)

偷雞貓兒性不改,

養漢婆娘死不休。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但為了加強敘述和描寫,有時也用長長一段韻文插入文間,如《碾玉觀音》描寫失火,便把一切狀火的聲勢的民間傳說、典故,和火有關的事物通通寫進,形成一段好像詞的東西。

有時也用民間的成語、歌謠、有趣有韻的聯句,《馮玉梅團圓》里形容老年到來:

腰便添疼,

眼便添淚,

耳便添聾,

鼻便添涕。

這種形式也一直影響了以後的長短篇小說,像《水滸傳》和《今古奇觀》,大大增加了語言的風趣。其中很多出自說書人的創作,很有價值。有時添加這些東西,只是為了引人發笑,例如形容山的高就說:

幾年摔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摔到底。

(《新編五代史平話》)

這些話本,在末尾也用四句詩結束,總結一下故事的內容和指出教訓的要點。例如《碾玉觀音》末尾道: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以上我們簡單地介紹了宋朝人說書的概況和他們的創作形式。這只是研究中國小說的傳統,並不是要今天寫小說的同志們去單純模仿各種形式。但在社會上,有這樣多專門藝人,採取眼前的生活,編為故事,向大家講說,卻引起我們對當時的汴梁文化有些嚮往。以後,在說書一行職業里,創作很少,只有講史的一門,得到發展,但也限於《三國》、《隋唐》、《說岳》幾部舊書。清朝說書事業,一時復興,但都是粗淺一律的俠義公案小說,續來續去地寫,翻來覆去地說,很少有新創作。而直接採取當前事件,編為短篇故事的一門,簡直有很長時間失傳了。遂使小說脫離現實生活,使一般人以為小說就是專講歷史故事或是野史傳聞的了。而在清朝,子弟書流行,着重鼓板唱詞的欣賞,又因為印刷進步,書本好買,評詞就漸漸又衰落了。

現在我們談宋人的話本故事,深深覺得它有以下幾點好處:

(1)敘述的是現實生活里的故事,為群眾愛好。

(2)編得很快,編好就講。

(3)用群眾的語言,非常流暢,真是「談論古今如水之流」。

(4)故事通俗,有關風化。正像《馮玉梅團圓》上說的:

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

這是當時的說書人、小說作家的座右銘吧。這兩句話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用群眾的語言寫作,內容要有教育意義。這樣,也該是我們的座右銘了。我覺得這是中國小說很可寶貴的傳統。自然,它那個「風」,不一定像我們所要求的,這是時代問題。

編講故事的運動

中國人民大眾愛聽說書,自不待言,說好書的能奪一台大戲,這在廟會上是常有的事。而知道看重這裡面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好的風尚,老百姓都知道小說故事能陶冶性情,砥礪志向,辨別善惡,改造社會的人情風俗。所以梁啓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解說小說對中國人民的影響力量。

另外,是這些作品的創作過程,很值得我們今天來學習。

宋朝那些說書人不一定是寫作家,但他們是出色的編講家,一樣是偉大的文學家。他們有的有底稿,更多的沒有底稿,說過幾次,說得周全完美了,會寫的人代他們記錄下來,就是今天流傳下來的宋人小說,偉大的著作。

一個故事一定是越說越圓滿、越精采。因為它不斷生髮,添長枝葉,增加情趣,切合現實。而師傅傳給徒弟,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學了去又說、又修改,這就成了多人的集體創作,有很多人的心血、才智放在裡邊,作品自然就更精采動人,今天流傳下來的小說,多一半不是一個人的手筆(或者說不是一個人的口舌)。

這也是中國小說的一個可珍貴的傳統。不但是同時代的人的集體創作,而且是歷史的、幾朝幾代的藝人的集體創作。

最好的例子是《水滸傳》,當南宋年間發現了《水滸故事》,一時各地流傳,你談我講,五花八門,成了無數的光彩奪人的片斷故事,後來經過一個文人、一個大手筆施耐庵把這些故事集合起來,連貫起來,潤色一番,才成了今天的《水滸傳》。這中間,從有《水滸傳》說到成書,整整經過了四百年(南宋初年到明朝中葉),參加創作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現在我們農村,能寫作的人這樣少,而經過八年抗日,偉大的農民翻身運動,反頑戰爭,故事又是這樣多,偉大的作品怎麼產生呢?宋人說書的熱烈運動和創作方法,就很可學習了。

我們農村的能編講的天才可並不少,他們好講故事,他們有很多聽眾,但是他們還沒有完全習慣編講新的、眼前的故事的習慣。這正像他們還不完全習慣看話劇一樣;有的人有個錯誤觀念:以為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搬出來演戲或說書沒有勁氣,不如陳一陳,過個三五十年,等生活變化了,再講再演,才引人好奇,覺得新鮮。把藝術創作,看成和陳酒陳醋一樣自然是不對的了。

我們提倡好說舊書的人,放下《小五義》、《三俠劍》來編新書,編新故事,把眼前的鬥爭、眼前的人物、眼前的生活編成各式各樣長長短短的故事,來向大眾講說。

說了又改又補充,不久就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我們也就有很多新的小說里的典型人物了,他們將代替黃天霸、武松、阮英、賈明、山西雁這些人物,為群眾熟悉愛好。

而且各村、各區、各縣都編了很多新故事、新平話、新小段,互相生髮,互相取捨,互相合併,這樣一來,我們也就有希望,有一部新的《水滸傳》,那就是新的《抗日英雄傳》、《窮人大翻身傳》、《人民戰爭傳》了。我們的偉大時代的偉大小說也就出現了。那些短小的故事,也就會是新社會的《今古奇觀》,或是新的「三言」了。

我們希望農村里掀起一個編故事講故事的新平話運動,它和編寫運動相結合,為眼前的鬥爭服務,為人民利益服務。

這個運動,自然沒有減少了我們作家同志們寫作的機會,他們的作品也可以拿到群眾中間去講說,作為說書人的「話本」,群眾也就會給他們補充、修正、改編、綜合,作品和群眾合作,和說書人合作,以後就成了真正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東西。同時在他們寫作的時候,一想到是要拿給說書人去講說的,在寫作的手法上也就有個準繩了。作家、說書人、群眾的結合,是作品成功的道路,中國古已有之,前面我們已經列舉過《水滸傳》,這是中國一部最偉大的小說,人民文學的豐碑,此外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石玉昆和《三俠五義》,也因為這種結合使得他們的作品永垂不朽。《兒女英雄傳》之所以在語言創作上能有那麼很好的成就,也是因為作者文康習聽說書,很受了人民文學語言的陶染。平話小說脈脈相承的歷史,可以說是人民文學的主流。

值此空前偉大的人民勝利的時代,人民文學也一定沖刷淨非人民反人民的藩籬,而洋洋乎呈現它的偉大面貌的。[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