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與作——記聞一多先生言行
說與作——記聞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人家說了再作,我是作了再說。 人家說了也不一定作,我是作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三十年代國立青島大學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詩興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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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人家說了再作,我是作了再說。」
「人家說了也不一定作,我是作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三十年代「國立青島大學」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詩興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濃。他正向古代典籍鑽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鑽之彌堅,越堅鑽得越鍥而不捨。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1930到932年,「望聞問切」也還只是在「望」 的初級階段,他從唐詩下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兀兀窮年,瀝盡心血。杜甫晚年,疏懶得 「一月 不梳頭」 ,聞先生也總是頭髮零亂,他是無暇及此。聞先生的書桌,任它凌亂不堪,眾物騰怨,聞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聲: 「秩序不在我的範圍 以內。」飯,幾乎忘記了吃,他貪的是精神食糧; 夜間睡得很少,為了研究,他惜寸陰、分陰。「紅錦包」香煙,成為不離手的膩友,因它能為他思考問題助興,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因它大開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動不響,無聲無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密麻小楷,如群蟻排衙。幾年苦功,凝結而成《唐詩雜論》的碩果。
他並沒有先「說」 ,但他「作」 了。作出了卓越的 成績。
「作」 了,他自己也沒有「說」。他又由唐詩轉 到楚辭。十年艱辛,一部「校補」赫然而出。別人在讚美,在驚嘆,而聞一多先生個人呢,也沒有「說」。他又向 「古典新義」邁進了。他潛心貫注,心會神凝,成了「可以一下樓」的主人。
「作」了再「說」,「作」了不「說」,這僅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方面——作為學術家、思想家的方面。
聞一多先生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作為政治家、革命家的方面。
這個方面,情況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為爭取民主的戰士,青年運動的領導人,聞一多先生,「說」了。起先,小聲說,只有昆明的青年聽得到,聲音越來越大,他向全國人民呼喊,叫人民起來,反對獨裁,爭取民主!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雜文《說與作——記聞一多先生言行片段》原文及鑑賞 他「說」了,跟着的是「作」。這不再是「作了再說」或「作了也不一定說」了。現在,他「說」了就「作」。言論與行動完全一致,這是人格的寫照,而且是以生命作為代價。
1944年10月12日,他給了我一封信,最後一行說:「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張,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請傳觀。」
這是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他起稿的一張政治傳單!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後,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凶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並指着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他「說」了。說得真痛快,動人心,鼓壯氣,氣沖斗牛,聲震天地!
他「說」了,「我們要準備象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
他「作」了,在情況緊急的生死關頭,他走到遊行示威隊伍的前頭,昂首挺胸,長須飄飄。他終於以寶貴的生命,實證了他的「言」與「行」。
聞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學者,大勇的革命烈士,熱情澎湃的優秀詩人。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標。
(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報》)
賞析
雜文能否歌頌,在雜文界曾經引起討論,其實,歌頌還是批判,應視內容而定,文章無戒律,文體本身是沒有限制的。社會黑暗、落後,需要對醜惡事物加以揭露、打擊,自然要多寫一些諷刺性、批判性雜文; 社會民主、清明,對正義、光明和先進的事物,自然應給以歌頌和讚美,這是容易理解的。就是在舊社會,魯迅不是對新興無產者、對先進的革命事物進行過熱情歌頌嗎? 《白莽作〈孩兒塔〉序》是很典型的。
臧克家此篇,自然屬歌頌型雜文。文章以深沉的敬仰與讚美之情,對聞一多的高貴品質進行了熱情頌揚,作者發揮了善抓本質,精於鍊句的詩人特長,使文章達到了詩與政論的完美結合。
聞一多與臧克家是師友關係,他們之間有着深厚的師生情誼,相互視為知己,臧克家曾有多篇文章緬懷聞一多高貴品格。本文沒有詳細敘述聞一多的生平事跡,也不具體分析其學術建樹,而是以頌詩般的筆調,着重表現聞一多的偉大人格與風範。
立意方面,文章經過高度概括,從聞一多的思想性格中抓住「說與作」這個側面提煉挖掘,強調指出,為了「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他潛心貫注,心會神凝」,精研祖國的文化遺產,儘管作出了卓越成績,取得了巨大收穫,他堅持的是「作了再說,作了不說」。這是聞一多為救國救民而潛心治學的學術家、思想家的風範。可以說這是他前半生的基本特點。可是,到抗日戰爭爆發後,隨着形勢的發展的社會的需要,聞一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一變而為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了。這時候,一返既往,不再是「作了再說,或作了也不一定說」了,而是「說了就作」。「作」得是那樣的無私無畏,言行一致! 「終於以寶貴的生命,實證了他的 『言』與 『行』 」。
筆法方面,本文着眼於一個「記」字,落腳於「言」與「行」的形象描述。開篇引出兩句原話,以樹標立綱,接着以精煉的筆觸,描繪了聞一多一生的言行特點。突出其前半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積極探究救國之路而潛心精研的精神,尤其是後期在政治鬥爭中獻身真理的高風亮節。其中,除了運用真切事例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外,還加強了典型化語言的形象描繪,使人感到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以這樣簡短的篇幅,概括詩人、學者、鬥士的偉大品格,充分顯示了雜文的創造性和生命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