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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树勋
原图链接 来自360图片 1909年任两广总督
出生	1847年 湖南湘潭
逝世	1915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政府官员

袁树勋，历任江苏高淳、铜山知县，1891年署理上海知县。1895年任江西景德镇知府，同年调任天津知府。1900年任湖北荆宜施道。1901年调任上海道台。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1909年任两广总督，呼吁开国会、消祸萌，不为清政府所采纳。次年辞官寓居上海。

人物简介

袁树勋（1847年～1915年)湖南湘潭人，字海观，号抑戒老人。历任江苏高淳、铜山知县，1891年署理上海知县。1895年任江西景德镇知府，同年调任天津知府。1900年任湖北荆宜施道。1901年调任上道台。1902年与驻沪领事团订立《会审公廨追加章程》，又直接参与《苏报》案的处理。1905年因英国陪审官德为门大闹会审公廨案与领袖领事及英国领事交涉。同年，上海地方绅士李平书等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建议创办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袁表示同情。不久善后工程局撤销，所有老城厢马路、电灯事宜均由总工程局承办。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1909年任两广总督，呼吁开国会、消祸萌，不为清政府所采纳。次年辞官寓居上海。

人物事迹

袁树勋（1847－1915）湖南湘潭人。字海观，号抑戒，晚号抑戒老人。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随刘坤一在山海关办理军需。次年，以知府分发江西，会同上海法国总主教压制贵溪等县民众反对法国教会侵略。旋调任天津知府。光绪二十六年，为湖北荆宜施道。寻到沪任苏松太道。后宣布不准大米出口，并借用漕粮平粜，以缓和米价暴涨。光绪二十九年，通过租界当局造成“苏报案”，查禁《苏报》，逮捕章炳麟与邹容，并企图引渡，未成。年底，奉命宣布上海为中立区，照会日、俄两国，申明其军舰不得在中国沿江沿海口岸停泊、采运或作战。次年，依美国要求，禁阻发行在上海印刷的《安徽报》。向驻沪领袖领事提出杀害周生有的俄兵由中、俄两国会审。压制上海抵制美货运动。通知上海绅商集议筹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试行地方自治。后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宣统二年（1910年），辞职定居上海。

1908年10月20日，时任山东巡抚袁树勋巡访青岛。这次赴青岛，主要是暗访外国人在山东内地侵害主权的问题。袁树勋于12月29日上奏云：“查明 外人在山东内地有无侵害主权，并妥筹限制之法，查编修范之杰等原呈内称：‘外人于租界外设肆侨居，复于未经开港通商地方购置地亩，典赁房屋’一节。现饬劝业道、洋务局通饬各属，若有外人在不通商地方开设行栈、私行贸易，立即照约禁阻。如有教士购置公产，仍照章办理。”又云：“威海、胶澳两处租界之外，险要甚多，尤应严饬文武地方官，督率营堡防守弁兵，随时严密侦察，俾外人不能私行测绘，庶于沿海防务有益。”还云：“原呈又称：‘莒州一带矿产，外人强欲代我开采’一节。查东省自胶澳租界订约，暨五处矿务改订合同以后，矿界甚广，外人有分别采探之区。……今春因津浦路线定议，德人又思与胶沂路线牵涉，请给印照赴泰安等处探矿，经路矿局再三驳阻。”最后云：“凡条约合同载明之章，自应照章保护；如不载在条约合同，亦复藉词干涉，侵揽利益，即应设法驳阻，以示限制而保主权。”在清朝外交上，对国外人能有如此强硬态度，实是难得。

《凌霄一士随笔·袁树勋裁员减薪风波》略云：“树勋既至，鉴于山东官场风气之浮靡，度支之冗滥，首以裁员减薪为务。各司所冗员既多所裁汰，并限制任差者薪水，道员任总办月二百金，知府任提调月百金余递降。裁员声中，官场大为恐怖之空气所笼罩。”据记载，某学堂杂务司候补巡检傅某，月薪三十金，仅够糊口养家，被裁员后不得不全家都服生鸦片自杀。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因此袁树勋当时在官场中怨声载道，同时他限制薪水的举措也是不能贯彻到底。如山东高等学堂监督，月薪本三百金，当时一候补知府的月薪百金，袁树勋改学堂监督月薪为一百五十金，是以学务为要差，月薪所以定在道员和知府之间。袁树勋此举固然有道理，却抵挡不了走关系而通融者，地方名流任新政各差，动辄月薪二三百金，根本不理会袁树勋限制薪水之规矩。此外，袁树勋于1909年1月7日曾上奏参劾戒烟不力各员一折，结果包括知府蔡思荣和知县龚敦仁在内21名官员被革职，禁烟检查委员黄乃汉等13人着勒令回原籍。看来，袁树勋在山东巡抚任内，尚重吏治。

政治腐败，贪污受贿成风，乃是清朝的顽症。举报官场此类恶风的奏折接连不断，但不见朝廷的果断措施。御史胡思敬奏云：“两广袁树勋，在湘潭侵吞捐款‘二三十万’；任上海道，以官款放债，盘剥私利，岁获‘七八十万’；在五大臣出洋经费内买镑汇兑，吞没‘数万’；及升任山东，临行在善后快径提‘十八万’；初在广东，扬言禁赌，得赌商贿‘三十万’，因以全省盐务交赌商包办，事成许再酬‘二百万’。”御史饶芝祥奏：“袁树勋设门丁，属僚晋见，‘未纳门包’者‘逾日不面’；犹任用私人，虚报业绩。两御史均要求查办。”然而，清廷以袁树勋已开缺，“从宽免议”了事。以此来看，袁树勋实非廉吏。

大闹会审公堂案

1905年12月8日，已故官员黎廷钰的妻子王氏，带着15个女孩，并携行李百余件，乘坐长江班轮“鄱阳”号由四川到广州，途径上海。这15 个女孩里面有桂花、 文香、陈梅玉、王菊安、杨羊宝等，系王氏应广东亲戚所托，从四川买来的，都有买卖凭据。但当时巡捕房只片面根据镇江方面的来电，以为所系拐骗妇女，遂在码头以“拐骗人口”的罪名将黎王氏一干人拘捕，送往会审公廨审理此案，由会审公堂中国谳员关絅之、金绍城与英国陪审员副领事德为门（ B.Twyman）进行共同审理。

而审理过程中，王氏所供陈词与桂花等人所述相合，且买卖凭据确凿。关、金以为未有实证，商请判押公廨女监另行复讯。德为门则认为此案应查核，犯人应交巡捕房看押候审。双方于待审人合当

看押于公廨女监，还是巡捕房之事展开争端。德为门骄横无理地说：“ 吾惟遵领事之嘱，令捕房带回人犯而已，不知有上海道也。” 被激怒的关絅之也针锋相对地说：“ 既不知有上海道，本人亦不知有贵领事”。至此双方展开激烈争斗，以致拳脚相加。

此案影响牵涉极大，立即引起了社会巨大的舆论与反响，当时民众，商会都集体会议讨论此事。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作为一个地方官，在整个对外交涉中，表现了少有 的坚决态度，与领事团数次交涉，也是大义凛然，寸步不让。这次案件，其规模和影响虽不能与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相比，但同样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反映，是日渐高涨的民族 气节和爱国主义的表现。

《申报》1905年12月9日载《公廨讯案巡捕房大起冲突》一文：……得供之下，与金六令商之，德君以此案并非拐带，且系商宦妇女照章应押木廨，候将凭据、信件呈案核夺，不料，堂上正在会商，而某捕头强欲带回捕房， 致与廨差争持，捕即用武殴差，受伤两人，捕竟将该氏并女孩等置诸防盗之铁马车内而去，其时堂上下人声鼎沸，司马即与德君退堂。旋经亲赴道署禀陈一切，道宪袁观察立委魏 莼坞大令代赴值年俄总领事署会商一切，似此冲突，盖自设立会审公堂以来所未有也。

《申报》1905年12月12日载《字林报论哄闹六日》一文：上礼拜五哄闹公堂之事，盖会审谳员关君欲将李王氏及幼孩等暂收改良，所以彼等之罪案尚未审实，而须查考其确据也。上海各国领事之意，谓将女犯管押公廨班房，殊觉不当 须押入工部局，此事已议及多时，惟尚未合于各领事之意见。今陪审官德为门君欲实行此义，而关君之竭力反对，则以服从中国上官之意，欲显其在租界之势力也。吾辈若将此事 放弃，则是放弃在租界范围内之势力矣。

以止二篇报道都发表是事发后数日以内，并援引了别报报道，再现了案发现状。

当时社会各界对此事给予了高度的专注，《申报》亦就此发表了许多舆论与反响。

《申报》1905 年12 月10 日载《论会讯公廨哄堂事》一文，态度鲜明，猛烈地抨击租界当局的野蛮行径。报道写得入情入理，强调的是主权国家的民族尊严，这对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不啻火上添油。

《申报》1905年12月13日、14日连续发表《论租界居民今日应尽之义务》、《论西人宜知公堂闹事之由于误会》两篇文章讨论此事。

事发当日，关絅之和金绍城即向袁树勋力辞差使。第二天即12月9日，上海广肇公所召开同乡大会，寓沪广东绅商代表徐润、黄以权、陈维翰等 15 人领衔致电外务部、商 部，说明黎王氏系官家眷属，扶柩归籍，故仆从甚多，并非拐带。下午，上海各界民众聚集于商务公所，向英领事提出抗议。

《申报》1905年12月10日载《商会集议对付情形》一文，提出中国方面议决6条，可谓有理有节。

《申报》1905年12月11日载《论谳员不应辞差》一文：《申报》1905年12月14日载《袁道宪照会领袖总领事驳诘英总领事来文》一文：

为照会事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英陪审员德副领事嗾捕殴差，侮辱华官，强夺无罪官妇李王氏，迫押西牢一案。迭经本道照会，贵领袖总领事各在案，惟昨准英总领事所 饬行之办法云云，本道阅悉，不胜骇异，查会审章程，系奉总理衙门与各国大臣订定饬遵，并非贵领袖总领事及各国总领事所能擅改，此次英德副领事以陪审员，而干预承审华官 ，判押华民之权，此种办法，不知贵领袖总领事及各国总领事所拟者系何项章程，何时拟定，是否已经禀奉贵国政府及本国外务部认可，何以本道并未奉到本国外务部行知，亦未 承贵领袖总领事及各国总领事照会，且何以义美法各国陪审西员仍照旧章，并不遵照各国总领事所拟定之办法办理，本道深为不解。本道之意，以为此种办法，必系出于英总领事 一人之私见，决非贵领袖总领事及各国总领事所拟定，是以特将英总领事来文，并本道复文各一件，抄送察核，英德副领事此案是否系遵贵领袖总领事及各国总领事所拟定者，即希迅赐示复。

10 日，在洋务局召见寓沪各绅士及各帮商董时，袁树勋表示此事自当据理力争，惟商民如有意见，务须禀由本道再与西人理论。这是一种外交手段，必须用文明 之手段，胆大心细地行事，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节外生枝。

《申报》1905年12月11日载《纪中国官绅在洋务局会议情形》一文，文中写到袁树勋当日当众说道：

今日各绅商到此，甚感盛情，此事由本道一人任之，如有一分之力，即当尽一分之心，去留利害，在所不计。

道台袁树勋以中外签定的条约为依据，给各国领事发出照会，他特别指出，“不图文明之国而有此野蛮之人”，要通知工部局，务将擅夺女犯违章之捕头斥责示儆。这个指示完 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体现了中国官方维护本民族的决心。

事情最终传到北京。当北京的商部知道这件事，发文批评英国当局，道——……此案华妇黎王氏由川来沪，如并无牵涉洋人案件，英官本不应干预，即使意见不合，亦应照约逐细辩论或请上海道会同领事官复核，何得将廨员判语置之不顾，任意 违章，强夺改押。至西捕肆辱官长，无论中外法律均所不容。

这份文件，体现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意志和决心。而且，在社会共同的努力下，黎王氏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殴打中国官员的捕头终于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