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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三笑的故事，一日，送陶渊明、陆修静下山，三个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竟走过了虎溪。等到他们发现时，三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就是后人所说“虎溪三笑”的由来。
原文
《高僧传》云：晋释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问道安法师讲《般若经》，豁然而悟，叹曰：“儒道九流，皆糟糠耳。”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安公叹日：“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远届浔阳，见庐峰清净，足以息心，始住精舍。去水甚远，以杖扣地曰：“若此处可居，当使涌泉。”言毕，清流涌出，因号精舍为“龙泉”。时慧永居西林，要远同止。永与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贫道所栖褊狭。”桓乃更立房宇为东林，遂率众行道，清信之士，望风云集。刘遗民、雷次宗等，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于佛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推交辞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济。自是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以虎溪为界，一日送陶渊明、陆修静，谈吐不觉过溪，三（按：“三”，原作“一”，据文意改)人大笑。
故事大意
《高僧传》上说：东晋的和尚慧远，年轻时博览《六经》，尤其喜欢阅读《老子》《庄子》，但是听了道安法师讲解《般若经》以后，他却顿时大彻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儒、道九流，都只不过糟糠罢了。”他从此笃信佛教，并以护法、弘法为己任。
慧远和尚曾经南下浔阳，见庐山那里的环境很是清净，适合做道场，便留了下来。一开始，他住的地方离水很远，他便用杖敲地，说：“如果此地可居，当有泉水涌出。”话音落地，果然涌出了清泉。他因此将自己的房子称为“龙泉”。后来刺史桓伊又为他建了东林寺，以便他率众修行。当时有许多信众，比如刘遗民、雷次宗等，都聚集在他的门下。
在庐山的三十多年间，慧远和尚足不出山，但王公贵族、文人学士却都争着与他交往，经常有官员、文人进山里来拜访他。为了表明自己不入俗市，慧远送客总是以虎溪为界。一日，送陶渊明、陆修静下山，三个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竟走过了虎溪。等到他们发现时，三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就是后人所说“虎溪三笑”的由来。[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