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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
基本简介
在文学艺术上，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是同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一样源远流长的。但作为一个比较自觉的、具有现代含义的文艺流派，自然主义则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然后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并影响到文化和艺术的许多部门。
法国理论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运动曾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孕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现代含义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至少在18世纪法国作家克洛德·克雷比雍（1707～1777）的著作里已见端倪。他在《心和精神的迷惘》(1736)一书里声称，他要用小说形式为人类社会写一部“布丰的《自然史》的有用的补篇”，而且认为“这样地被通情达理的人所轻视的小说”“可能是一切文学体裁中最有用的一种，……成为人类生活的画图……人终于看见自己的面目”。为贯彻这一主张，使小说成为后世自然主义者所说的“人的资料”，他甚至将真实的情书也一字不改地穿插在自己的小说里。
基本特征
1.自然流露 左拉的《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内根据左拉的论述，自然主义文学有以下基本特征。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偏重于描绘客观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但不同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而自然主义则根本否定文学应当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目的，认为文学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自然主义作家拒绝做一个政治家或哲学家，而要做一个“科学家”，对所描写的人和事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如左拉所说的：“我看见什么，我说出来，我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仅限于此；道德教训，我留给道德家去做。”（《书简》）自然主义仅仅满足于记录现实生活的表象，不去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探求必然的真理，势必削弱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在“中立地”描写客观现实时，因把握不住事物的内在联系，往往转向对事物的武断的解释。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1]
2.科学方法 自然主义不仅要求作家有科学家的态度，而且要求作家使用科学家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左拉说:“假如实验的方法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物质生活,那么,实验方法也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感情和精神的生活。”(《实验小说》）所谓使用实验的方法，就是作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搜集到大量关于人的资料后，把人物放到各种环境中去，以便试验出他的情感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自然主义的小说就是这些实验的记录，故称“实验小说”。按照左拉的说法，正如科学实验者是自然的审问官，实验小说家是“人和人的情欲的审问官”；只有实验小说才能达到对人的科学的认识。
自然主义的实验小说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和小说家头脑里的艺术创作活动所依靠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实验小说家对人物、事件、环境的选择和安排处处受主观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实验小说的科学性。 3.决定论 根据实证主义把一切归之于自然法则的基本思想，左拉得出了“人类世界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一样，都服从于同一种决定论”的结论。左拉还进一步把人同其他生物等同起来,宣称人是“空气和土壤的产物,象植物一样”，从而把生物学的决定论加于人类。自然主义者在人身上只看到感觉和本能。他们既然认为是生物学规律决定人的心理、性格、情欲和行为，便在作品中着重探索人物生理上的奥秘，阐明它对人物的影响。左拉指出，自然主义作家“继续进行着生理学家和医生的业务”。
为了进行这种“业务”，他们经常把作品中的主人公置于某种病态之中：酒精中毒，神经错乱、色情狂等。自然主义者以同样的观点看待整个人类社会。左拉认为： “在社会中与在人体内一样，存在着一种密切连带的关系，把不同的部分、各部分的机体互相连结起来，假如有一个机体溃烂的话，其他的机体也要受到感染，以致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发作起来。”他们不顾政治、经济和道德的作用，单从生物学的决定论出发，因而无法正确地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和社会，经常陷入改良主义或悲观主义。 4.反映自然 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强调反映自然，但现实主义通过典型化手法所反映的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真实的自然，而自然主义所反映的则是随便观察到的庸俗的自然。自然主义者反对对普遍的现实生活进行典型的概括，而主张仅仅“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一个人类生活的片断”。在人物塑造方面，左拉指责现实主义者笔下的英雄人物是夸张的产物，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他提倡写平庸的人，写小人物，甚至宣称“小说家如果只接受共同生存的日常生活，那他就注定了非杀掉他的英雄人物不可”。在故事情节方面，左拉认为“故事愈是平常而普通，愈是具有典型性”。而为了达到“生活的正确的重现”，自然主义者主张排除一切小说性的成分，只写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件和细节。为了避免作品令人生厌，自然主义作家往往喜爱在作品中加入怪诞、畸形的成分。这种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既缺乏完整性，也缺乏准确性。
最早作为自然主义作家从事实验小说创作的，还是左拉本人。他在小说《黛莱丝·拉甘》里研究两个禽兽般的人的肉欲的秘密活动、本能的冲动以及在一阵神经错乱后突然到来的大脑系统的紊乱，“每一章都是对生理学一种病态的有趣的研究”。他的小说《玛德莱纳·菲拉》(1868)则着重研究隔代遗传问题。从1868年起,左拉用了20余年的时间创作包括20部中、长篇小说的《鲁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是左拉进行的最重要的自然主义小说实验。为了“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左拉在小说中描写各种病态的人物,有意渲染生理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使这部作品带上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但总的看来，却是生物学的决定论让位给了社会环境的决定论，现实主义取得了对自然主义的胜利。 法国真正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是在左拉轰动一时的小说《小酒店》问世以后不久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
实证主义哲学
为自然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出现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这一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一书中指出，人类的认识已进入第三个理论阶段，即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精神不再求知各种内在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包括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现象，都服从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下，一些作家也开始注意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例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就注意到“社会和自然相似”，指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社会”。但他对社会因素的重视远远超过自然因素,在他的小说中,支配人物的情欲总是在环境影响之下逐渐发展的，总表现为社会因素的后果。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还不足以引起文学领域里自然主义思潮的勃兴。
福楼拜提出观点
福楼拜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某些自然主义观点。他在1853年的一封信里探问:“迄今为止,有谁作为自然主义者书写过历史呢?有人分析过人类的种种本能、看到过它们在这样的范围里怎样发展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吗？”
他还在其他一些书信中坚持主张艺术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反对把艺术“当作任何一种学说的讲坛”,认为“描写不偏不倚，就可以达到法律的威严和科学的精确性”。
他否定典型化的做法，宣称“随便碰到的哪一个人都比我古斯塔夫·福楼拜更有趣，因为他更普通，归根结底也更典型”。他的《包法利夫人》（1857）就透露出明显的自然主义迹象：注意使用直接观察或间接获得的材料，注重对人物的生理学分析。1858年，实证主义哲学家、艺术理论家泰纳在《历史与批评文集》中第一个规定了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的含义，指出自然主义就是根据观察、按照科学方法描写生活。他还在《英国文学史》的导论中论证决定文艺创作的是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特别是前两种因素。龚古尔兄弟在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所写的小说《修女菲洛梅娜》(1861)、《勒内·莫普兰》(1864)、《翟米尼·拉赛特》(1865)以及一些具有宣言性质的序言，标志着自然主义的真正起点。龚古尔兄弟强调文学作品作为“人的资料”的价值，主张以治史的方法写小说,把现实生活当作所依据的文献;要求小说不仅具有艺术性，而且具有科学性。他们在上述小说作品中，就是把主人公当作生理解剖对象和临床病例来看待的。
从19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在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法国医生吕卡思的《自然遗传论》（1847～1850）、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法译本(1862)、特别是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的启发下，左拉发表了《我的仇恨》(1866)、长篇小说《黛莱丝·拉甘》序言(1867)、《实验小说》(1880)、《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一系列论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然主义的文学观点。
法国运动初潮
法国自然主义运动的初潮是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第二帝国时期逐渐涌现的。这期间,法国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科学性”，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成为一种时尚。旨在让“科学进入文学领域”的现代自然主义理论遂相继提出。自然主义文学首先是作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抗而出现的。曾在19世纪上半叶盛极一时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到了19世纪中叶，除雨果还在独自支撑着门面以外，已经进入全面衰退的时期。
在新起的一代作家看来，浪漫主义是在不知不觉地奉行着古典主义美学，它保留着古典主义的典型人物,“只满足于给他们穿上异样的服装”;它“捏造地扩大人物”；它的随心所欲与“科学性”背道而驰。
同时，自然主义也自诩是对19世纪30年代以来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自然主义者推崇巴尔扎克，主要是欣赏他对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而不满于他“把英雄人物尽量地放大”、“只会铸造巨人”的做法,实即典型化手法,认为这同样不符合“科学性”。 梅塘集团 当时,一群作家聚集在左拉周围,结成了自然主义的“梅塘集团”。这些作家是：保尔·阿莱克西(1847～1901)、昂利·塞阿(1851～1924)、莱昂·埃尼克(1851～1935)、于斯曼和莫泊桑。他们于1880年集体发表的小说集《梅塘晚会》，被看作这个集团发起的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
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开始时就不赞同或后来否定了自然主义理论，但他们的一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打着自然主义的烙印。此外，受自然主义影响的作家中，著名的有米尔博、德卡夫、勒纳尔等，他们都以精细地描写资产者和小市民的恶习和苦难见长。总的说来，法国自然主义者看到了社会的弊病，并试图如实地加以反映，但他们只有观察，没有分析。他们没有暴露出社会不合理的真正根源，反而给人以没有出路的感觉。自然主义运动在法国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梅塘集团于80年代中叶解体,整个运动到80年代末就基本结束,但自然主义理论对后世法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常有所见。[2]
当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法国已趋没落的时候，它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德国，自然主义于19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萌芽。诗人阿尔诺·霍尔茨主张“彻底的自然主义”，即把现实中一切细微的东西都毫不遗漏地表达出来。他和约翰内斯·施拉夫合写的短篇小说集《哈姆雷特爸爸》以自然主义方法描写了社会问题。他们是德国自然主义的先驱。1885年在慕尼黑出版了自然主义杂志《社会》，使慕尼黑成为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于1887年成立了一个名叫“突破”的诗人协会，宣传新时代的新艺术是自然主义的艺术。柏林“自由舞台”的建立是自然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它于1889年上演了豪普特曼的《日出之前》，写酒精中毒和遗传问题，完全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这出戏的巨大成功，把德国自然主义运动推向了顶点。在比利时，勒蒙尼耶以“比利时的左拉”的姿态活跃于文坛，他创作的社会写实小说，对社会环境作精细描写,对病理现象和性问题进行探讨,代表作有小说《男人》、《资产者的末日》、《癔病患者》等。在意大利，自然主义思潮集中表现在19世纪末叶出现的真实主义，著名作家有维尔加、昌波里等，他们关心劳动者的生活，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精神来表现社会问题。此外,挪威作家易卜生,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俄国作家马明－西比利亚克、皮谢姆斯基以及包包雷金等，都曾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