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民主街(李景宽)
作品欣赏
老民主街
我的出生地老民主街，位置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上，距离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百余里的肇东西南城边上。此街的名称虽无考证，因其“民主”二字，便可断定是东北解放后定名的。
从我家再往南走，只有一箭之遥，便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由于这里离大自然近，空气格外清新，春夏两季弥漫着草叶和花的清香。头顶上的天空也是瓦蓝瓦蓝的，如同水洗的一般。天上的飞鸟成群结队，婉转的鸣叫声悦耳动听。夜空星光璀璨，水晶一样的星星眨着眼睛。秋天，大地铺金铺银，弥漫着稻谷的芳香。冬天，雾凇将这里装扮得像水晶宫一般，简直是童话世界。四季中，每当飞机在蓝天上“嗡嗡”飞过，我们小孩子便闻声跑出屋抬头仰望，感到无比神奇。飞机稍微低飞时，更是开心不已。我们不理解，老鹰、大雁在天上飞时翅膀直扇动，而飞机的翅膀却纹丝未动，为什么就能飞呀？我们有那么多诸如此类的“为什么”等待去破解。
老民主街的住户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以给城里人提供各种应时的蔬菜为营生，习惯的称其为“菜农”，隶属于肇东镇政府管辖。这里除了菜农，还有一些工匠，诸如木匠、鞋匠、瓦匠等小手工业者，也有零星的小公务员，附近豆腐坊、粉房的工人。邻里之间互相求借，那是常有之事。若是借米、面、豆油，还回的时候特意多添上一点，以示酬谢。这里是城乡交界处，民风淳朴。
这里的住宅皆为土坯垒的平房，房架是由梁柁、檩子和柱脚架成，檩子之上铺着盈尺厚的秫秸，秫秸之上铺一层软草，然后用掺草的干黄泥覆盖一层，其厚度半尺余，待它干了之后，再抹一盈寸厚的碱泥，碱泥里掺着剁碎的三棱干草。四面的外墙皮抹的也是掺这种草的碱泥。碱泥含有碱性，抗雨水浇。每年春天房盖和外墙皮都要用碱泥抹一遍，抗风，保温，耐固。屋里的墙壁则是用掺了麦壳的黄泥抹的，平整、结实。讲究的人家待内墙壁干了，多半用秫秸吊棚，然后抹一层泥，再把墙和棚用石灰水粉刷两三遍，屋里亮堂，干净。还有的人家往墙上糊旧报纸，棚上也如此处理。由于这里是高寒地带，不宜睡床，一律睡火炕。做饭灶膛里烧煤，煤烟从炕洞里经过，然后顺烟囱冒出去，也就热乎炕了。炕还专门有炕灶口，冬季往里添柴点燃炕热乎。
这里大多是独门独院，院子四周都有树墙或者土墙、木板条围成的，凡是有木板门的人家，都是小手工业者之家，讲究规矩。没有门的，只有个门垛子的，那多半是菜农家，或者一个院里住着几家，为了出入方便，而取消了院门。
我家在东街半腰处，三间土平房一个大仓房，半亩隙地，榆树丛围成的绿篱，对开的黑油漆木板门，门北侧的绿篱里栽三棵老杨，这是盖房子时祖父栽的，等到我童年时，三棵老杨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我家门前的街道两侧很少有高大的树木，这三棵老杨便成了这条街的绿色旗帜。
我家前院是张瓦匠家，也是三间土平房，绿篱围着小院，门前几棵榆树干有如人的胳膊粗。院门是用几块板子拼成的，一米多高，白茬。张瓦匠和我父亲都在建筑工程队上班，父亲由木匠提升为工长。张瓦匠结巴，老实巴交。女主人长得白皙，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母亲跟她处的很融洽，互相求借钱粮，总是绿色通道。她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姑娘，都比我年龄小。两个小叔子在念书，都比我大，我们不在一起玩。公婆身体硬朗，老爷子会写毛笔字，还会写拘魂码，念咒、招魂不在话下。我的老姥爷曾充当过跳大神的二神，是他家的常客，这两位爷凑在一起端起酒盅，交流巫医神汉的传闻，说到兴头上还比划两下，当作开心解闷的下酒菜。
我家后院是菜农，姓刘，五间土平房建在院子里侧。没有院门，也没有墙垛，前面用玉米秸秆夹的障子，狗钻、猪拱、鸡刨，障子已经破烂不堪了。刘家的盲奶奶领着三个成家的儿子过日子，老大瘦弱，有疾病，老婆健壮，育有一女一男，男孩与我同岁，叫柱子，我常跟他玩。老二夫妇育二男二女，大女儿与我同龄，眼睛眯缝着，总也睡不醒的样子。二女儿活泼，会说话。两个儿子小。老三夫妇育有一子，叫来福子，年龄小，跟我们玩不到一起去。盲奶奶住在老二家，整天盘腿坐在炕上，像一尊泥塑，眼睛总闭着，三寸金莲，黑裤黑褂，裤腿脚扎着黑色腿带，前大襟上拴着手帕，花白头发挽个鬏用一根银簪子别在脑后，干净利落。别看她眼盲，阴天下雨，她事先早有预测，提醒儿孙们出外带雨具，对人的命运前途也未卜先知，但从来不接待慕名来访者。丈夫死的早，她一人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又各自成家，实在令人敬佩。
老刘家的西面邻居姓赵，哥俩，一个在粉房，一个在豆腐坊，妯娌俩处得如同亲姐妹，东西不分你我。赵大的媳妇高腔大嗓，夏天婴儿放在摇车里悠，她唱摇篮曲，整条街都能听见。赵二的媳妇比较文静，听不见她唱摇篮曲。我曾问母亲，赵家大娘那么大声地唱，摇车里的孩子能睡好觉吗？母亲说，孩子知道妈在身旁，会睡得格外香。
赵家房后隔着孙家便是杜家，院门前便是西街。杜老爷子是我们居民十组的组长，个子不高，瘦骨嶙峋，留着山羊胡子，拄着棍子，及时传递街道委员会的通知，有时把每户的代表找到他家开会。他家土墙高，木门白天开着，养了一条大黄狗，长得像狮子，很凶恶。要开会时，事先把大黄狗圈到仓房里，大黄狗在里面汪汪叫。杜组长是热心肠，他像部落酋长一样爱护他的居民，谁家有大事小情，他必到场，张罗、调度，指挥有方。他的大儿子是铁匠，开铁匠炉，打铁时被烧红的铁屑崩坏了一只眼睛。二儿子在运输公司当修理工。他有四个孙子，都虎背熊腰，但都很仁义，从不惹是生非。他的大儿媳是碎嘴子，逮住你跟你说个没完没了。但她心肠好，乐于助人。
我家这趟街的北边，还有一户刘家，刘家老爷子白头发、白胡子，高个子弯着腰，满脸沧桑，笑容总挂在脸上，眼睛炯炯有神。老人家过去是是老区农会干部，退休后是县法院的人民陪审员。老爷子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时没有律师，他充当了原告和被告的律师角色，认真纠正了一些偏差，尽量让执法者做到公正。也有一些上访告状的居民找到他，向他述说冤情，他都认真倾听，认真辨析，该劝解的劝解，该调解的调解，该上报的上报，督促相关部门迅速处理。为此，付出的辛苦不亚于一位忠诚于人民的法官，因此受到周围百姓的爱戴。他走到哪里，哪里一片问候声，他排队买东西，只要有人说出他的身份，大家立刻让出一条道，让他先购买。当然，他总是谢绝的。
我家门前街道的东面还有条道，与我家门前的道形成个丁字形，那条道的北侧，住着几户菜农，从西数头一户姓周，山东人，夫妇育有两个孩子，女孩斜楞眼，叫“嘀嗒妮儿”，男孩歪脖，叫“嘀嗒小儿”，都比我小，我不跟他俩玩。但免不了会拿他俩的小名和长相取乐。母亲听到了，严厉制止，不许拿人家的残疾当乐子。从此，我知道了怎样尊重人。
在周家那趟房的紧东侧里院，有家姓孔，孔家男主人在机关上班，五七年被打成了中右，再也没见他笑过，总是低头走路。孔家夫妇育有三个孩子，中间的是男孩，两头的是女孩。男孩跟我同岁，挺文静。小女孩很漂亮，像百灵鸟。大女孩智障，年岁比我大两三岁，还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瘸。她叫孔丽，我们叫她“傻丽”。虽然智障，但她懂得谁好、谁不好，心地纯净、透明，邻居们对她都好，她爱说话，爱笑。周围的孩子们大多都欺负她，只有我例外。所以，他对我印象好。南边邻居有个老窦太太曾逗她：傻丽，给你介绍个对象吧，你相中谁了？她看见我正跟窦家的小子玩，就用手指着我说“他”。这下坏了，从此我成了孩子们嘲笑的对象。当然，我对“傻丽”出于警告，便怒目相视。又过了几年，“傻丽”在附近公园的树林里被人强奸了，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由姥姥伺候大。男孩很懂事，也很孝顺。
那条道的南侧是民主三队队部，高高的黄土墙围着，西墙正面对着我家大门。牛吼马嘶听得一清二楚，老板子卸车“稍稍”的叫声也能听见。队部有五六间土平房，我没有进去过。那时候没电，生产队发布个通知、通告，有个嗓门大的人站到房顶，手里举着铁皮喇叭筒一阵喊话。每当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便站在家门口，仰着脸听。对他的喊话并不感兴趣，也听不大懂，对他拿的铁皮喇叭筒倒是感到稀奇。
经常有卖烧饼、麻花的大下巴老汉肩上扛着扁圆的笸篓，上面盖着油渍渍的白布，前来吆喝叫卖，香味的诱惑，让我们这些孩子直吸鼻子，常常跟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还跟他一起吆喝。也常有货郎光顾，背着木箱，手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出来看货的多半是大姑娘、小媳妇买针头线脑，也有买雪花膏、梳头油、香胰子（香皂）的，偶尔也有老太太买烟袋嘴的。货郎把木箱放在地上，掀开箱盖时，十几个小脑袋瓜便把木箱里的货物挡得严严实实，货郎还得客客气气地说“请让一让，小朋友们”。剃头匠也常过来，背着工具包，左手拿着尺把长的像食品夹子一样的白铁翁子，右手拿着一根筷子粗细的白铁棍，把白铁棍插进翁子中间一划，发出很悦耳的声音。老爷爷们便知道剃头匠来了，有头发长的便出来把剃头匠叫到家里剃头、刮脸，顺便刮耳朵眼儿毛，剪长鼻毛。我们小孩子经常挤在窗下看热闹，经过剃头匠这一捯饬，原本像刺猬一样的脑袋变得溜光锃亮像个肉蛋，我们开心的大笑。每当传统节日将临时，磨剪子戗菜刀的工匠便扛着长板凳，口里有腔有调地拉着长音喊着：“磨剪子来戗菜刀——”立刻就有妇女或家里别的什么人拎着菜刀或拿着剪刀跑出来送活。“锔锅锔碗锔大缸——”石匠离老远就吆喝，有铁锅、大缸、瓷坛裂纹的，便请石匠给锔上，只见石匠拿出盈尺长的钢钻，端头顶在胸膛一侧上方，钻的半腰有横着的细杆，右手左右拉动细杆，钻尖在裂纹两侧各钻一个孔，掏出像订书钉模样合适的铁八锔子正好放进两孔里，用小铁锤轻轻敲，让八锔子紧贴着物体的表面。这活需要细致，不能毛糙，我们小孩子站在跟前看着也屏声静气，活干完了，我们便松了一口气，跑了。收破烂的人每天挑着担子或骑着三轮车，嘴吆喝着：“破烂——换钱！”慢悠悠地从此经过。玻璃瓶子、铁丝、铜丝、纸壳，都能拿来换钱。
老民主街是个文化荒漠，特别是菜农家的孩子，大多很野蛮，拉帮结伙，打群架，常常打得双方鼻口蹿血。所以，祖母不让我跟这群“野孩子”玩。越是不跟他们玩，他们越欺生，偶然在道上相遇，他们便围上我，这个从背后挠一把，那个抓一把，我尴尬发窘，前后躲着，他们放肆的大笑。
常常在我被“野孩子”包围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冲进来护住我。他就是同一条街的老五。老五姓张，哥五个，还有个姐姐。他排行幺，东北人称“老疙瘩”。老五与我同庚，辈分比我大一辈，他父亲与我祖父以哥兄弟相称。老五的母亲去世早，父亲把他们养大。老五的大哥在部队是军官，二哥、三哥都已经参加工作了，居住于齐齐哈尔，一个是畜牧局的局长，一个是国营大厂的中层干部，四哥比我大两三岁。这哥俩身手好，生死不惧，周围的“野孩子”都怕他俩。老五是我童年、少年时期最好的朋友，他简直成了我的保镖。他心灵手巧，捉蝈蝈、采蘑菇、用筛子扣鸟、吊青蛙、扎蝈蝈笼、做弹弓、做木头手枪，会的样数多了去了。他讲义气，还出手大方。凡是他玩的东西，看我相中了，就毫不犹豫地拱手相送。上小学时，我俩一个班，一起上学、放学。有一次放学，我没有等他，路上被那群“野孩子”围上，眼看就要挨打，他冲上来护住我，替我挨了一顿拳脚。上小学三年级时，他父亲去世了，被二哥接到了齐齐哈尔。我失去了最好的伙伴，伤心不已。
老刘家门前隔条道便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澈，周围的人家都吃这口井的水。起先，大伙共同摊钱买铁链、买柳罐斗，这样打水方便。就连过路人口渴了，一摇辘轳把就打上水喝。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公共设施常遭到破坏，铁链子常被人偷走，柳罐斗常遭损坏，再张罗齐钱买，就没多少家愿意摊钱了。于是，就自己带绳子用水桶打水，这样常常有绳子断了水桶掉井里的事情发生。祖父自制一个像铁锚一样的钩子，经常被邻居借走打捞掉进井里的水桶。有时，祖父还替邻居打捞。冬天，井的周围结了一圈冰，呈隆起状，祖父就拿铁镐刨冰，刨出一个小道，以免打水滑倒。后来，家家户户安了自来水管，这口水井就没人用了，怕小孩子在井沿玩出危险，生产队拉土把它填上了。
现在，老民主街面目全非了，盖楼盘、盖别墅，盖工厂，打乱了原来的街道格局，它的原貌再也寻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