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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个名词术语。

汉字作为一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源于日月鸟兽之形，作为中华文明之标志，连接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方正之间充满美感。

名词解释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增加资金、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提高产量或产值的那种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 ,即通过扩大生产场地,增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来实现的经济增长。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出表现

1、能源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能源资源消耗也明显扩大，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2001—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7%，而能源消费年均增长10.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比）达到1.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弹性系数最高的时期。由于近几年能源消费增长过快，我国已连续四年能源消费增速超过GDP增速，2003年是1.3：1，2004年的能源消费增速与GDP增速之比是1.6：1。而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0.5：1。

2、能源资源利用率低，单位产品的能耗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

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

钢、水泥、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12％。 粗铜综合能耗平均为1吨标准煤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

氧化铝综合能耗平均为1154公斤标准煤，比国外先进水平高50％左右。

3、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的产业、产品趋同现象严重。

据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介绍，目前，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具体来看，钢铁产业生产能力已经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可是还有在建能力7000万吨、拟建能力8000万吨。

电解铝行业产能已经高达1030万吨，闲置能力就有260万吨。

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2213万吨，企业开工率仅有40％左右 。 焦炭行业产能超出需求１亿吨，还有在建和拟建能力各3000万吨。

电石行业现有生产能力1600万吨，有一半能力放空。

铜冶炼行业建设总能力205万吨，是2004年底的1.3倍，2007年底将形成近370万吨的能力，远远超过当年国内铜精矿预计保障能力。

汽车行业产能已经过剩200万辆，在建能力220万辆，正在酝酿和筹划的新上能力达800万辆。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管理方式、法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同样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我们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集中表现出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增加单位 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与此同时，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能源消耗量大。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也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煤电油运紧张、价格水平上涨、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带来了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为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如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

（1）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开发对经济集约化增长有重考试，大收集整理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区别、有重点地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2）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重组。立足于现有基础，注重盘活用好存量资产，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把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与优化现有资源配置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集约化发展经济的新路子。鼓励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对中西部企业重组改造投资参股，促进各种资源在竞争中合理流动。

（3）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信息对物质、能源的节约和增值作用，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化技术。

（4）注重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鼓励开发和应用节能降耗的新技术，制定专项规划，明确各行考，试大收集整理业节能降耗的标准、目标和政策措施，用制度和价格机制来约束企业的资源使用。发展循环经济。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意识和风气，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5）转变出口增长模式，从建立在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长模式，向以动态比较优势的挖掘培育为基础，以质的改善及出口产业结构的提升为本质的现代出口增长模式转变。今后出口贸易要更多地兼顾增长效益、更多地兼顾贸易条件及国民福利。

（6）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状态，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深化财政改革和价格改革，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

（7）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尽快扭转高排放、高污染的状况，抓紧解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从体制、技术、管理、信息、结构、人员素质六个方面采取措施，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包括扩大内需战略、自主创新战略、资源节约战略、金融改革战略、技术升级战略、信息化战略。

对于政府而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率，提供公共服务，深化财税改革、价格改革，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改善对外贸易条件。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创新的关系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进行全方位创新，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不到100年的时期内，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它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将使世界工业社会的规模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翻一番。所以，人类工业化进程中曾经或者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都可能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以更为集中或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本身也会导致新问题的突显。例如，中国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使得十几亿人口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一个规模巨大的人口群体达到了同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普通居民接近的平均生活水平。这个人口群体如果是总人口的10%，那就是1.3亿人；如果是总人口的20%，那就是2.6亿人！这样的成就举世无双。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分实现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居民同还有更多生活水平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的居民之间的差距就突显出来，而且还有几千万人没有摆脱贫困状态。正如20多年来所发生的那样，在使得如此庞大的人口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消耗大量的资源并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这一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使得更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显然，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发展，没有创新，就难以解决发展中突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资源和环境也根本无法支持13亿人口以粗放型增长方式完成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总之，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无论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就，按照同样的方式也难以使规模更大的中国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在世纪之交，发展以及对发展的认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是中国所承受的，而且是世界性的。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2004）所指出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而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反映了面临新挑战时的一次体现了“集体理性”的认识升华。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认识深化，而且是又一个具有人类认识史意义的巨大进步。这也不仅是解决中国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困难和问题的对策思路，而且是对发展价值观的深刻反思。在发展过程中，人类需要不断地思考：在发展中人类获得了什么，损失了什么？为了获得而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是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物质财富不是发展的惟一价值，而且，物质财富也不等于全部的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经济发展必然要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对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是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但是由于具有公共财产性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所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成为人类对自然和未来的掠夺。科学应是理性的，但人类在资源、环境以及发展的价值取向上却潜藏着产生“集体非理性”的危险。如果没有发展观的理论进步，发展过程有可能偏离科学的轨道而误入单纯追求个体理性而丧失集体理性的歧途。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而整个理论创新过程还将不断地进行。中国各地区的具体条件不同，增长方式转变对于各地区的具体意义是不同的，理论的深刻认识对于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对于各地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发展战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实际上，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如何实行真正有效的政策和体制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科学认识。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技术创新。

科学理念只有体现在技术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缺乏技术手段，任何正确的理念也不会有预期的实际效果。例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物质财富创造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所有这些无不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而任何工业技术路线的形成都同它所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相关。由于中国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特殊性，即使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如果缺乏自主创新，也难以保证我们的利益，而且可能导致严重的矛盾和具有长远不利影响的后果。更何况，由于国家间的利益差异甚至利益冲突，先进技术转移不可能是顺利的和无代价的，许多关键技术的国际间转移是极难实现的。所以，立足中国国情，大力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离开了技术创新，既不可能获得真正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也难以运用既有的技术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还可能带来社会难以承受的代价和损失。目前，在中国的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和实行自主品牌战略的因素，甚至连中外企业的所得税法都迟迟不能并轨，严重制约着本国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在激烈的产业竞争中，10%-15%的税率差距足以置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于死地。本国企业受到自己国家政策的公开、全面的和长期的限制，而让外资企业长期大规模地（而不是局部地）享有政策上给予的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这在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这表明，中国在全社会意识上，直到反映在政府的政策安排上，都是忽视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的。不彻底改变这样的国民心理和政府政策取向，中国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之路会非常艰难。所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具有技术创新的动力、活力和能力，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和体制的创新。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人类行为方式的转变，而人类行为方式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的，所以，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人的行为方式的合理转变，也就无法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所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体现为科学的制度创新。以更有效可行的制度，规范个人、企业、政府以及各类组织的行为，使千千万万的人和组织的自主性行为结果能够倾向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目标，这就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所期望的制度创新。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要求的制度创新，首先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惟一可行的制度基础。而市场经济的力量产生于竞争和在竞争中形成的竞争力。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在于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激发经济主体进行持续性创新的主动性和进取心。所以，充分鼓励竞争，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是制度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市场机制依赖于个体理性所激发的动力和竞争力，却难以有效体现社会理性所要求的目标的全面性、结构的协调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不能完全保证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和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特别是面对公共安全风险，市场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弱点。因此，通过不断创新，形成更为完善的体制和机制，包括有效的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行动方向。

第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实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管理创新。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单纯的技术性过程，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管理工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项目标，例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利益共享、持续增长等，与其说是技术目标，不如说更是管理目标。人类只有管理好自己，包括自己的个体、组织、社会和国家，才能实现发展。从中国发展所处的现实条件看：在国际比较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国际间的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且多变，随着对外依存度的大幅度提高，世界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中国发展的一切举措无不需要考虑国际因素和国际影响。在国内，物质基础条件显著改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在新的发展水平上，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也不断提高和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元和复杂，因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而且，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由于社会的开放性大大提高，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多、程度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综合以上情况时所指出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实施组织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任务将更为复杂和繁重。不仅需要高度的科学性，而且需要高度的技巧性和艺术性。没有管理创新，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甚至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创新将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