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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宙合》是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创作的一篇散文。管子一书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原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大贤之德长。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毋访于佞,毋蓄于谄,毋育于凶,毋监于谗,不正广其荒,不用其区区,鸟飞准绳,讂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视;定而履,深而□,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分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不德。

“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此,汤武之功是也。多备规轴者,成轴也。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犹□求履之宪也。夫焉有不适善﹖适善,备也,仙也是以无乏。故谕教者取辟焉。天淯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有,必交来,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规之,必有不可识虑之,然将卒而不戒,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减、尽也。溜,发也。言□环毕善,莫不备得,故曰减溜大成。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

“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阳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辟之也犹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僇,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奋也,以琅汤凌轹人,人之败也常自此;是故圣人着之简策,传以告后进,曰:“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昧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故安而无忧。

“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静默以审虑,依贤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发蒙也。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

“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蓄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则伤民“毋监于谗”,言毋听谗,听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义失正也。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义正,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败世,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着之简策,传以告后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

“不用其区区”,者虚也,人而无良焉,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陼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

“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因,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聪明以知,则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劝,劝则告。听不顺,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缪。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虑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则□。缪过以□则忧,忧则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险政,政险民害,害乃怨。怨则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腊,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也。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着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审别良苦,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深而□”,言明墨章书,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

“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

“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译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讲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人君在上边发令,总是安逸的,故居于左;人臣在下边出力,总是劳顿的,故居于右。五音虽不同声而可以协调,这是比喻人君出令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顺,“顺”则法令通行无阻,政事赢得成就。五味虽不同物而可以调和,这是比喻人臣出力办事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得。“得”则劳力有所专务,财物有所增长。所以人君出令,专为正国而不为满足私欲,与民同爱而并非独行其是,如此施德而无私,则四海归服。人臣出力任事,同尽忠心而不争夺私利,不失本职而不猎取虚名,如此勤敬而无所忌妒,则天下男女都将和谐共勉。人君行事失去协调,则国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流失则国家混乱失败;人臣行事失去协调,则百姓的生活不能供养,不能供养则离散逃亡。君臣各自胜任其本职,国家就安宁了。所以,把这称之为“大德。”

关于“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绳,可以扶偏为正;准可以破险为平;钩,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这是比喻圣君贤相关于法度的运用。法度详尽而无所遗失,因而其功能也将完备无缺。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桀纣因乱而败亡,汤武却因治而兴盛。彰明治国之道来教育人民,申明治国之法来对待人民,使人民从善成风,这就是汤武的功绩,所谓“多备规轴”,指的是“成轴”。成轴的品种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松动。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够不合适呢?非常合适,在于非常完备,因为挑选着使用,所以不会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上天养育万物,多得无法计量;大地造化万物,多得没有边际。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正确,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物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物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然而这些过程,都将是仓淬到来,令人无法准备的。所以,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积累规律性的理论、原则等待新事物的到来。新事物一经出现,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减”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发展,说的是局部与全局全面完善,无不处理得宜。所以说: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

“春采生,秋采苽;夏处阴,冬处阳。”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贤人处于乱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温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道之人,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子太高,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

“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谋外泄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泄,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眼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乱风俗败世道,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塞它们的通道,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深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

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物。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美。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赐与,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配的。

关于“鸟飞准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

“胸充”,说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说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与正,是治世之本。耳管听,听联带着所闻,所闻精审叫作聪;目管看,看联带着所见,所见精确叫作明;心管思虑,思虑联带着发言,发言得宜叫作智。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专一而不昏乱,就带来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则勤勉,勤勉则吉。听得不精审就谈不到聪,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困扰就带来嫉妒与苛刻,嫉妒苛刻就产生险恶的政治。政治险恶,人民受害;受害则怨恨,怨恨则凶。所以说:心地平实,耳目端正,讲的是政治安定,兴利于人民。 “毋犯其凶”,说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须保持谨慎。“毋迩其求”,说的是人君败亡常因贪恋于金玉马女,而不爱惜粮食、财物,重税于百姓则引起万民怨恨。“远其忧”,说的是人君的亡国,经常是因为接近于享乐。设置女乐,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内则放纵于美色淫声,臣下懈怠懒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于混乱而亡国了。“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这是说身居高位,自满自大,而好自我焙耀;自主其盛,自处其贤,而自封为英雄。这样,其“盛”必失,而其“雄”必败。人君若自主其盛,自处其贤,以此掌握士民,国家就混乱,万民就心怨,这是一定要亡国的。好比从万仍高山上跌入深渊,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为必然。所以说:不可只顾眼前,而应当怀有远虑;一意攀高,到了危险的顶峰就无法挽救了。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的活动,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高明之士深通事物这一特点,所以,不只专于一种具体事物,而联系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律。所谓共同规律,就是通达到无上之高,概括无穷之多,并可运用于人间各种事物。因此,仅仅分清一句话,明白一个词,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谈其片面,而不能广泛阐发。圣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种涵义,所以,广泛研究理论来选择需要的内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种成例,所以,大量创造学说来比较它们的效果。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岑岩,渊泉水流,泉水越过氵翼水水流不尽,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满;土地高下肥瘠,产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习俗,国有法度,饮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各事皆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这形形色色事物的仪法规律,其详细内容是说不尽的。

“可正而视”,说的是分清美恶,区别优劣,此事不可不审慎对待。掌握与分析不混杂,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祸。“定而履”,说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这样,人民也就严守常业而不乱。所以能保持纲纪而赢得好的结果。“深而迹”,说的是光明磊落,道德修养有素,这样,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于昏乱。故名声永传不息。

“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说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回响不可能替粗恶的音响表现为美声。由是圣人懂得过去的事物一定被参行于未来,所以君子必须戒惧地慎其所先行。

关于“天地,万物之毫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着万物,所以叫万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于天空之上,下深于土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把它散放开来,可以渗透到没有间隙的极小地方,简直都说不出名字。真是可以说,大到没有什么物体在其外,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内了。所以说: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义理并没有传开,若一旦整理起来,其内容还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没有人去做。容纳广博就内容丰富,发表适时就用之得当。而圣人之道,丰富尤贵在用之得当。何谓用之得当呢?根据不背离法则的理论,运用在没有固定范围的各类事物上,应变而不失误就叫作用之得当。事物的变化虽然无所不至,但没有不处理得当的,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所以称它的名字为“宙合”。 [1]

作者简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华夏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称《管子》,内容涵盖各种学术,是后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多家学术思想源头[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