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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榜[ chī bǎng ]见“笞搒”。[1]
笞杖是我国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指用小荆条或小竹板抽打臀部、腿或背部的刑罚。
笞杖起始于“ 扑作教刑” ，正如许多事物在古老中国的存在状态一样，笞杖刑罚在中国也拥 有它悠久的发展历史。笞杖刑罚的产生当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就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文献资料看，棍杖惩罚在开始时仅为一种师儒教训弟子的手段。《 尚书·尧典》有“扑作教刑”句，据 郑康成注，“扑为教官为刑者”。在周朝，随着官方教育的发展，礼仪制度的健全，棒棍教育在典籍中也留下它的点点踪迹。
此外，棍棒在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组织中也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当时，棍棒刑罚已成为军法中的常用刑。
根据明代董说《 七国考》以及其他史籍，参考 云梦睡虎地秦简、 江陵 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物，我们大抵可以确定笞刑在秦、楚、魏等国已成为官方常刑。因此，无怪乎 嬴政统一六国后， 秦帝国把笞刑作为国家的法定刑罚以及 刑讯的手段。正是在秦王朝，开始出现明确记载笞刑的文献，《 云梦秦简》就多处提及笞刑，这种法律制度的设定，给司法刑讯以正当的权力，也为审判机关滥用刑罚开了口子。正所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审判人员为了取得需要的口供，必定 无所不用其极，棍杖于此成为锻炼冤狱的帮凶。《史记·李斯列传》记“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不过是千百冤案中的一例。笞刑还成为引起秦末农民 大泽乡起义的导火索，《 史记·陈涉世家》记 陈胜与 吴广筹划起义停当，准备动手，那天陈胜故意对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他想逃跑，军官因此动怒要笞责陈胜。对头领施行笞辱极大地激怒了在场的戍卒， 陈涉趁机一跃而起（大约前此陈涉已趴卧在地），在吴广的佐助下，夺剑杀官祭旗。
虽然笞刑在战国、秦朝已经浮出历史水面，但是它在当时却依旧处于刑法的附属位置。这从五刑的设置，即可见一斑。在汉代之前，官方规定的刑罚是墨、劓、宫、刖、杀五种，统称之为五刑。其中杀是死刑，余者均以残损人的肢体为惩罚，可归属为 肉刑。不难看出，肉刑占据了刑法的主导位置。直到汉 孝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种情形始得以改观。而这缘于一件颇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汉书·刑法志》记当时一位名叫 淳于意的官员，违法犯罪被处以肉刑。在被逮赴衙之前，淳于意深深怨恨自己虽然生有五个女儿，却没有生养一个儿子，以致紧急关头没有能帮助自己的人。父亲面临的危机及其喟然长叹，深深地触动了他女儿缇萦的心。于是 缇萦上书文帝，痛陈受刑后不可复原，虽后欲改过自新，而其道永绝，并愿入没官府为婢，以赎父罪。文帝悲悯其意，下旨废除肉刑，改用笞杖。以此为契机，笞杖开始在 古代中国法系中呈现出跃升的势头。